中国多名青年学者早逝 高压学术环境的伤害难扭转

学人君按：1917年，韦伯在慕尼黑发表《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以敏锐的洞察述及青年学者在学术界可能遭遇的困境，指出学术工作者在维持生计都不可能的状态下，很难坚持其学术理想，学术作为一种职业，极其艰辛，投身于此的青年学者，无异于加入一场鲁莽的赌博。在演讲中，韦伯比较了德国、美国学术体制的差异，对现代科层制和数目字管理下学术运作的弊端做出了极富预见性的分析，而这些判断在今天不仅成为现实且愈演愈烈。

近期，多位青年学者不幸离世，他们的年龄集中在30、40岁，正是学术事业的黄金阶段。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猝然离世的全部成因，但从零星报道中可以感受到这些青年学者为学术事业付出的艰辛和面临的压力。我们不经想问，在不断增大的困境漩涡里，一名青年学者该如何“生存”，是否有改变的契机？

我们就一话题采访了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深圳大学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阮炜。本次访谈由学人Scholar志愿者李梅、赵逸轩参与完成。

学人：近期，有数名青年学者因病去世，年龄最小的34岁，虽然具体“病因”为何没有说明，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青年学者的过劳、内卷、压力大等问题。据您的观察，青年学者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中，面临的主要压力是什么？

阮炜：我做的是人文社科研究，以下发言只针对高校中的人文社科学者，尤其是人文学者。

我国青年学者的过劳、内卷、压力大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据观察，Ta们的教学工作量可能达到副教授的一倍、教授的两倍，甚至更多。除此之外很多杂事琐事都得Ta们干，不然就得让资深人士去干，这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下是不可能的。Ta们的科研也尚未完全进入状态，困难重重。发表尤其困难。刊物为了追求引用率，天然倾向于快发、多发名气大的教授、博导的文章，留给青年学者的机会就比较少了。

另外，稍有点名堂的大学制定的职称晋升政策，都会有诸如此类的条款：拿不到国家级项目，无论你其他工作做得多棒，发表的东西多好，都算不合格，届时就评不了教授甚至副教授，就可能走人。可是国家级项目数量毕竟有限，并不是想拿就能拿到，也不是人人都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拿到，所以人人感到巨大压力。

一句话，青年教师在教堂和科研两个方面压力山大，面临比资深教师大得多的压力。而在待遇方面，Ta们的收入可能只有资深教师的二分之一甚至几分之一。这个年龄段的人，又往往是上有老，下有小。这种情况下，能够生存就是奇迹。现在，不少人的应对办法就是不婚不育，这对国家民族的前景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跟国际接轨，废除人文社科学者必拿国家级项目、否则走人这条恶劣规定。至少可以灵活一点，比方说可用其他方面的成果，如教学获奖、发表了公认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可由特别教授委员会定夺）等来代替。论文级别和数量方面的规定也应该放宽。我知道，欧美大学的做法是六年内主要以专著衡量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国内只看论文，问题太大。



学人：如果大的社会环境、外部评价机制一时难以改变，已经入局的青年学者该如何调整自身，找到自己的应对之道？

阮炜：没法“调整”。学术体制和单位极其自私。为什么出台了这么多不合理规定？因为每个单位都在追求虚妄的学术GDP，都想上位。它们只顾一己之私，根本不考虑也不可能考虑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不考虑这样做，对青年学者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对学术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所以，青年学必须为自己的权益抗争，努力争取废除或修订恶劣的规定；处于决策位置的人们尤其应该直面问题，承认问题，努力解决问题，多为年青人考虑，多为国家民族、子孙万代考虑，至少使不合理的政策变得合理一些。一定要跟世界接轨，跟世界接轨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的理由。

学人：去世的青年学者中，不少成果斐然，如在短短几年内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不乏高被引文章。有种说法，学者的学术生命期是厚积薄发的，越往后积累越多，越可能做出成果。您怎么看待当前的学术研究环境？压力似乎激发了青年学者的潜力，但似乎也竭泽而渔？

阮炜：我的观察是，数量上的提升并不代表学术进步，很多情况下可能是退步。但数量方面的大上快上，肯定是铺天盖地的不合理规定逼出来的。这只可能导致内卷水平不断创新高，大量脑力被浪费在无意义、无价值的写作和发表上。近年来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文章，论证和表述方面无比精致，无隙可击，甚至堪称完美。不难想象，以这种“成果”可换取多么大的利益，可对业界乃至整个社会认知水平的提高毫无贡献。高度内卷必然导致这种后果。

学人：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和社会文化，似乎并不鼓励慢工出细活、不讲究高品质而提倡高数量？这样的研究取向，可能会给学术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阮炜：答案很清楚。在一种高度扭曲的环境下，慢工出细活等于自取灭亡，讲究高品质不啻是慢性自杀。在高校排名或“赶超”战略的压力下，吾人总会做出一些极不聪明的事。回归常识跟国际接轨，用平常心做学术就这么难？希望在未来二三十年来，用平常心做学术不再是奢侈品。



@Benjamin Voros on Unsplash

学人：在媒体报道的消息中，有位青年学者出身贫寒，几乎要靠一己之力，既从事学术研究，又照顾家庭。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间，对于有学术梦想的年轻学子来说，该何去何从？

阮炜：有学术梦想的学者，应该是很早时候，比方说大学毕业就“入局”了，即选择学术为一生志业。对Ta们来说并不存在“月亮和六便士”的两难抉择。如果一开始就首鼠两端，觉得很难选择，这种人是不可能走上学术道路的。真正的考验是，有官位抛来时，你是否仍能坐怀不乱。

学人：2013年，颇有才华的青年学者张晖去世，曾引发学界的关注；您在此后的一次采访中也提到，中国目前学术界的高压考核之风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制度的漏洞必然会制造它的牺牲品。而面对每次牺牲我们都难免感到痛心和无奈。您觉得中国学术界，青年学者生存环境改善的契机可能会出现在什么时候？

阮炜：几年前多部委出台红头文件“破唯”，就说明国家层面决策者已经认识到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在这个层面，部门和个人利益明显不同于高校，所以能够相对客观。但这些文件只是一些指导性意见或“精神”，不等于硬性政策，而下边学校有自己的“立法”，对上边意见或“精神”可听可不听，可执行也可不执行，很多情况下是打折扣执行。

但是，相比不出台文件，出台这些“破唯”文件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我知道，在此之前，“双一流”评审轰轰烈烈，一幅大干快上的架势，文件出台后差不多就偃旗息鼓了，最后竟未公布评审结果。这说明，教育部很清楚，不能再鼓励学术军备竞赛，这对学术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益。降温而非升温，这才是正道。

但具体到各个高校，情况就不同了。它们个个要上位，不上位领导就没政绩，而上位拿什么说事？显然不能说我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世界一流，这是很难评估的。得拿学术GDP，即发表了多少文章、拿了多少项目、获得多少奖项来说事，所以继续执行旧政策也并非不可理解。当然也可能会做出一些调整，但调整幅度很小，可忽略不计。

看来，要根本解决问题，经济还得进一步发展才行，社会环境还得进一步改善才行。青年学者的收入如果能有明显的提高，社会上对Ta们普遍持同情态度，Ta们或就不那么容易屈服于不合理政策了。这将倒逼政策制定，使其变得宽松一些。短期内这是不可能的，但十年二十年后情况如何？我谨慎乐观。



@Business Insider

学人：科层和体制纵横交错的现代社会中，学者被要求成为“知识生产”和“教育传播”的专门人员，而非昔日的不拘一格的启蒙者。但如今的知识和教育更像标准化的产品，这一定程度上剥夺了青年学者长远思考的时空条件。您对于这种趋势的未来是倾向悲观还是乐观的？

阮炜：就知识的传承和生产而言，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知识传承者是多数，知识生产者是少数。不能要求每个学者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生产者或全民启蒙者。

目前，青年学者进行长线思考的条件非常恶劣，但不排除Ta们中少数人最终能够做这种工作。毕竟青年会变成中年，中年会变成老年，小媳妇终能熬成婆，Ta们的境遇会随之改变的。中国人口基数极大，总有极少数人能够做真正有价值的工作。不能因为少数青年学者早逝而过分悲观。

学人：在诸多学科中，有一些知识领域更加依赖所谓“大学体制”的支持，比如医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其共性可能是，这些知识在大学之外“为自己而活”提供的资源较少。这导致这些领域的青年学者看似更加难以脱离大学，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阮炜：人文学即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和艺术学依赖大学体制是显而易见的。理科依赖大学体制，这是大家不太理解也不大注意的。世界范围内，纯粹数理化（还有天文）都不好找工作，生命科学或好一点。很多理想主义的学生意识到了问题，早早就转向更实用的方向了，总得有份体面的工作吧。纯医学研究与当医生不同，找工作也非常难，可划入纯理科范畴。

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人文学科和纯理科都不能直接创造社会价值，这跟社会科学不同。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和法律学科（除非做的是纯经济理论和纯法学）是能够创造社会价值的，这从很多学人摇身一变成为带薪经济顾问或律师，不难看出。事实上，只是中国把这两种学科视为文科或社会科学，在欧美国家，它们跟人文学、社会科学甚至理科泾渭分明。

大学里的商学院、法学院非常强势，非常有钱，人文学和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或政府管理）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和纯粹理科是被它们瞧不起的穷亲戚。美国的一些大学，如哈佛大学把文史哲与数理化划在一个学院，叫“文理学院”（FAS,即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很说明问题。为什么？文也好，理也好，都不是能直接创造社会价值的实用学科，跟商学院、法学院和主要培养医生而非医学研究者的医学院等大不相同。后三者只收高分学生，学生毕业后通常都能挣大钱。这种格局很难改变，只能适应它。

中国跟全世界一样，人文学和纯理学都面临被强势学科挤压的困境，目前看来只能适应它。

学人：但在大学内外，权力结构及其产生的问题是更加普遍性的存在。上下之间科研考核、同事之间选举教职、师生之间毕业发表都是风险的高发区，请问您认为这些问题更多是个人的素质造成的，还是成文制度的缺漏造成的？

阮炜：这个问题太复杂。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利益分歧，就有矛盾，就有冲突，中国如此，全世界如此。不谈为好。

【部分近期去世的青年学者】

01 李海增



李海增（1990-2024.8），出生于1990年3月，因突发心梗，于2024年8月29日在青岛逝世，终年34岁。2021年3月入职山东大学，山东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方向为：凝聚态物理、工程热物理。

02 刘阳



刘阳（1980-2024.8），出生于1980年7月，安徽省宣城市人，社会学学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士，因病医治无效，2024年8月21日在北京去世，年仅44岁。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代表性成果有论文《进化与天演——重读》（2010）、《把系统性治理带回来——对社区多元参与治理模式的反思与深化》（2016）等，译著《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2019）、《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2020）、《钢的城：美国锈带兴衰史》（2023）。

03 黄永远



黄永远（1987-2024.8），1987年4月出生于浙江温州，韩国史学者、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朝鲜语系副教授，因突发疾病，医治无效，2024年8月9日于韩国首尔去世，年仅37岁。研究方向为朝鲜半岛近现代史、中韩关系史、朝鲜半岛国别和区域研究，在其生前曾公开发表过近十篇论文、从事翻译工作、参与过多项课题。

04 费俊峰



费俊峰（1974-2024.9），1974年9月出生于江苏建湖，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学校心理教育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因病医治无效，2024年9月3日在南京逝世，年仅50岁。从事心理教育近三十年，主讲《职业生涯规划》《健康与变态心理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普通心理学》《幸福心理学》等课程，深受学生喜爱。

05 张祺乐



张祺乐（1987-2024.9），1987年9月14日出生于重庆市，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人权学院）硕士生导师、副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9月17日在重庆逝世，年仅38岁。长期从事法理学、法社会学和人权法学多个领域研究，关注妇女、儿童、残障人士等特定群体权益保障，参与多部国家人权文件的起草工作。

06 库尔班江·阿布都西库尔



库尔班江·阿布都西库尔（1976-2024.9），1976年出生于新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染传染肝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2024年9月1日，在家中突发疾病去世，终年47岁。主攻方向是儿童疑难罕见肝病，尤其是在糖基化障碍、阿拉杰里综合征（ALGS）等遗传性疾病的诊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长期服务于临床一线，深受患者和家属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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