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撤离中国成显学 下一波日商首当其冲？

资料照片: 2012年9月26日一辆日产汽车停在上海一条街道上

中国的投资环境在逐渐恶化少下，台商撤离中国已成为“显学”。与此同时，分析人士说，一向最懂得分散生产基地风险的日本在中共长期的仇日宣传影响下，包括日前一名日籍男童在深圳的学校门口被刺杀身亡事件的催化下，日本将成为继台商后下一波加速撤离中国的外资。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9月发表一项名为“多元化而非脱钩—台湾产业应对地缘战略风险”的专家研究，指出有57.4%的台企正在或考虑撤离中国大陆。这份调查是在2023年底访问了610家台湾企业后所得出的结果。

根据调查，台商撤出中国的前三个主要理由是：人工成本太高（33％）、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25.9％）、投资政策改变（25.2％）。两岸开战的风险疑虑跟前一年相比则有所消退，排名第4（24.1％）。

研究并指出，倾向撤出中国大陆的台企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的企业。比如受访的美国企业中，只有不到25%表示正考虑或已经开始撤出中国；欧洲和日本企业则分别只有约10%表示正考虑或已经开始撤出中国。



多元布局

报告说，尽管台商对于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担忧仍然很高，他们正在采取各种多元化布局，而不是与中国彻底脱钩。

从事石材生意的台商李女士就是一个例子。她对美国之音说，她是九十年代末、两千年初西进中国的台商，当时跟他们差不多同时间进军中国的台企非常多，规模也非常庞大：有整个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工厂共同策略性前往的，像是苹果手机生产制造相关的公司；也有声名响亮的饮食品牌，像是鼎泰丰集团；但更多的是像他们这样的中小型企业，因为敏锐地嗅到对岸的经济改革，在大量原物料、人力、土地等众多生产成本低廉的优势前提下，在经济利益的趋动下，共同形成西进的浪潮。

然而，在众多台企离开中国之际，鼎泰丰集团在今年8月底宣布退出中国华北市场，反映了中国日益恶化的营商环境恶化。

李女士表示，台商大规模的西进随着2016年特朗普选上美国总统后，因美中情势恶化而产生了改变。一向以美国订单马首是瞻的台商也开始注意到，若是美中经贸展开对抗，其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风险将可能为企业带来灭顶之灾。因此自2016年后，便开始有台商陆续低调地默默离开中国，到2020年以后的疫情期间又是一个高峰期，当时有统计估算，台商撤走了35%左右。

李女士表示，台湾总统大选后，台商撤离中国又进入一个小高峰，因为美中之间的贸易对抗愈发激烈，而中国方面更是接连取消对台诸多两岸经济合作协议（ECFA）关税优惠，这也是加速台商离开中国的一大重要关键。

她说，现在全世界经济景气放缓，中国的内外环境已不再具有投资吸引力，加上台商们“逐客户而建工厂”的忠诚特性，配合客户“中国＋1”的要求，将工厂迁移到越南、印度、泰国、墨西哥等地者多有，迁到美国、日本、欧洲的也不在话下，就是务求将生产经营的风险降到最低。

李女士说，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是仍然保留在台湾和中国的工厂与生产线，但他们自2017年起便有计划地前往德国开拓市场。她说，德国乃是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俄乌战争对欧洲的影响甚巨，战后势必有一波重建工作，这对吃苦耐劳的台湾人是个很好的机会。

晚撤代价高

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自2017年起就不断呼吁台商赶紧撤离中国，否则到最后会连想要撤出来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撤离的附加成本只会变得越来越高，如果现在还在“考虑”撤出的台商，基本上都已经来不及了。

他说，市场上透过地下管道将人民币汇兑至境外的手续费，已经从原来的3%涨到12%，到最近已经有人喊到20%以上。也就是说，钱要从中国撤出的成本跟代价越来越大。

其次，在众多台企不断撤离的过程当中，中共也给台商施加更大压力，不管是查税、清查土地用途，还是使出各种监管手段等，比如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郑州厂迁去印度发展后，造成百万工人失业潮，中共就用不同的压力要鸿海重回河南重新设厂。但出去后又回来中国设厂是比较特殊的案例。

谢金河说：“所以这个就是说台商有些跑了，跑了以后呢，如果你还没有跑干净，可能你同时要接受中国政府的压力，重新回到中国去设厂，鸿海现在也出现这个情况。”

谢金河表示，第三个问题是，很多早期台商的土地取得是透过中国地方政府廉价批地而来，但现在撤资后土地想卖也卖不掉，而且中国地方政府因为财政困难也想方设法要把土地收回来，所以早点撤离的台商，比如台湾四大电子巨头之一的广达，它在2017年前后回台湾买地设厂时，就有非常从容的时间可以从中国移动，但现在要再从中国移动的压力跟难度都会比过去要高。

“也就是说，到现在如果没有离开中国的，现在才要想离开，我相信机会很小了，成本代价都高了，这个是现在台商的处境。”谢金河说。

日企加快撤离

他表示，台商撤离已成“显学”，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过去30年当中有31300多家企业在中国投资，但由于中共长期的仇恨教育，使得日企在中国的业务施展变得越来越困难。从去年开始，日企三菱汽车从中国撤出，最近新日铁公司也宣布要跟中国宝山钢铁公司结束20年的合作的关系，显示众多日本企业也正在加快速度撤出中国。加上最近深圳一名日籍儿童被刺杀身亡的消息，造成日本举国上下舆论沸腾，很多日本企业宣布在中国的员工可以带着家眷返回日本，费用由公司承担。

谢金河说，每一个国家过去在中国尝到甜头的企业，现在都已经碰到困难了，日本在中日百年恩怨情仇下将首当其冲，成为下一波大幅度从中国撤出的外资。这是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其实只有一个主权争议，两岸本身并没有什么血海深仇，但是日本不同，中国跟日本有着100年来的深仇大恨，中共每天晚上都在电视机上不断教育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仇恨。

谢金河说：“所以你讲台湾危险，我说日本的危险来比台湾严重100倍，我说日本如果没有这个警觉，日本将来一定会遭殃。”

台湾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邱俊荣持相同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对于分散生产基地风险这件事，向来都是全球首屈一指。日本的国内资源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丰富，加上少子化危机，日本向来就是把有限的资源集中留给最先进、有待发展的产业，而将一些相对过时或者成熟的产品透过技术授权卖给其他后进的国家，要不然就是将生产活动外移，所以日本不只在亚洲几乎还没有企业去缅甸的时候，它就已经去缅甸开设产业园区，更不用说在泰国等很多东南亚国家的布局早就非常完整，甚至到中南美洲去都一样。

邱俊荣说，所以日本是最熟悉把资本在国际间快速充分移动的国家，日本人在这方面的经验比谁都丰富，因此当遇到一些外在变化的时候，它也比任何国家都还要迅速地做出因应与改变，又加上深圳男童事件的短期催化下，他认为日企的确会在撤出中国的速度跟台商比较接近。更何况，日本其实在过去几年就已经对日商撤离中国祭出补贴，代表日本对于在中国的投资早就产生了疑虑。

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20年7月公布了第一批补贴方案后，已经让一些日企迁回日本或是到东南亚国家，在深圳日童遇袭事件的短期效应下，恐更助长了日商出走的脚步，让日企成为继台企后，下一波快速撤离中国的外资。

台企撤出高于外企

虽然《华尔街日报》18日说，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台湾公司可能是“矿井里的金丝雀”，意即台企的观点和行为预示着全球公司可能会如何行动的先兆。但邱俊荣认为，台商跟其他外资企业进到中国的思维不太一样。台商大部分是为了寻找一个廉价的生产基地，以降低生产要素成本为主要考量，但很多外资到中国去发展的着眼点是看上中国广大的市场，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比较不容易离开，这也是为什么台商撤出中国的速度或比例会比其他外资企业高的原因。

邱俊荣并表示，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有很多都是做终产品的厂商，比如汽车，这些企业当然就是以市场为主要考量，但是在中国的台商比较大的比例是做“中间财”的生产，或者是代工，就会很容易随着客户而移动，“品牌厂叫你往印度，你就往印度，叫你往越南，你就往越南”，这跟一般外资企业做“最终财”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邱俊荣认为，台商的离开并不见得会成为其他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先兆。

但他说，台商跟外企仍然面临一些共通点，包括中国的生产成本提高、内需消费萎缩，以及美中之间的对抗。

谢金河表示，中国过去成为世界工厂的因素，在美中角力之后，现在情况已完全改变，最简单的例子就像德国的福斯汽车或日系的三菱汽车，他们过去都在中国赚了大钱，但是在中国车企比亚迪等出来之后，中企反噬过去的国际大车厂，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产业的崛起产生了一个替代作用，另一方面也显示中国的内卷“已经卷到全世界去了”，中国的低价杀戮已经砍到全世界很多产业都倒地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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