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POL未纳台湾为政治牺牲专业 中国紧箍咒无解？

台湾争取以观察员身分参与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多年，却因中国阻挠，持续未能如愿。不过，根据INTERPOL官方文件及专家法律见解，INTERPOL实无正当理由受中国的政治紧箍咒影响，牺牲全球安全。

●法网恢恢疏漏台湾 不利全球安全

第92届INTERPOL大会4至7日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市（Glasgow）举行。前来参加周边会议的警政署国际组组长林妙龄告诉中央社，台湾遭INTERPOL排除就像一般人没被拉进LINE等通讯软体的聊天群组一样，必须靠在群组内的「好友」通风报信。 这意味台湾必须仰赖其他国家的善意、以及个别国家对特定案件或议题的重视程度，以取得打击或预防犯罪所需情资；不在群内的台湾也无法即时与各国分享资讯、贡献专业。

同样在格拉斯哥与会的警政署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科长李昆达举例，台湾早在10多年前即开始针对日益国际化、手法持续翻新升级的诈欺活动向个别国家提出警告，原因包括「专业能力」极具「国际竞争力」的诈欺组织已从台湾扩散至亚洲其他地方，进而广及欧洲等更远地区。

然而，台湾无法透过INTERPOL通报各国，不少国家甚至对台湾的示警不以为意。如今许多国家深受诈欺所害，近3年还有欧洲国家主动请求台湾分享执法经验和专业知识。李昆达感叹，这些明明都是好几年前就可以做的事。

打击犯罪忌讳「千金难买早知道」。INTERPOL有19个资料库，台湾都无法使用，甚至无法即时接获最高级别缉捕通报「红色通报」（Red Notice）。等到台湾知悉有遭缉捕的外籍人士隐匿台湾，或者其他国家得知有重大嫌犯从台湾辗转入境，可能已「太迟」。近日轰动一时的西班牙诈欺要犯在台隐匿身分5年、成功开启事业第二春，即是一例。

尽管如此，林妙龄强调，台湾的刑事侦查能力已获其他国家肯定。

知名案例包括2016年东欧犯罪集团骇入第一银行系统，远端遥控并自ATM盗领新台币近8400万元。类似案件之前曾发生于欧美30多国、逾100间银行，但林妙龄说，短时间内成功掌握、逮捕关键人物的，只有台湾。刑事局后来也获邀前往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分享执法经验。

●中国政治干预 INTERPOL未能谨守专业独立

然而，中国似乎不乐见台湾直接与其他国家进行司法合作。曾任驻外警察联络官近13年的李昆达告诉中央社，由INTERPOL经手的台湾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所有讯息都看不见台湾及相关国家承办警官的联络资料，因为「被抹掉了」。

更荒谬的是，其他国家经由INTERPOL与台湾联系往来，「北京都会收到一份复本」。

李昆达指出，按现有安排，其他国家可以透过INTERPOL向台湾发送合作请求及其他资讯，但必须由INTERPOL法国总部转交日本的中央警政单位通知台湾，而来自台湾的回复也必须循此路径抵达洽询国家。

过程中，来自台湾的讯息一进入INTERPOL，所有具「国家」意涵的表述就会被「修改」、遭强制加入中国元素，例如改为「中国台湾」（ChinaTaiwan）。

这显然违反INTERPOL自我标榜的「独立性」和「政治中立」。李昆达指出，中国在INTERPOL的影响力和法律战没有弱化迹象。

●INTERPOL成员不限主权国家 台湾并非只能成为观察员

李昆达接受中央社采访时提到，相较于正式成员身分，台湾争取成为「观察员」无关会员代表权、也无涉主权议题，较不易引起争议。此外，根据规定，只要INTERPOL邀请，非成员国即可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大会。

然而，观察员无法使用INTERPOL资料库。同时，在INTERPOL现有196个成员中，并非所有成员都是国际法意义的「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或State），而是也包括有治理当局、能自主运作的非主权国家实体（country），例如位于加勒比海的荷属阿鲁巴（Aruba）、荷属圣马丁（Sint Maarten）等。

专精国际公法和宪法研究的英国华瑞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法学院教授郭铭松向中央社指出，无论INTERPOL章程如何规定，即便仅允许States成为正式成员，只要台湾视自己为国际法意义的主权国家（State），即可尝试争取。争取成为正式成员、或是仅寻求「有意义参与」，是台湾的选择。

郭铭松不讳言，其中牵涉的不仅是法律，还有政治问题。他提到，台湾考量的因素或许有七大工业国集团（G7）成员等「理念相近伙伴」给台湾划定的「有意义参与」界线。

G7国家和欧盟目前仅在不以「主权国家」为资格前提的国际组织支持台湾成为正式成员。

然而，INTERPOL不仅不是联合国专门机构，其章程针对成员资格，使用的也是country，而非State一词。

2017年于北京举行的第86届大会上，INTERPOL通过GA-2017-86-RES-01决议，其中提到应将INTERPOL章程中的country解释为State，并仅开放主权国家（State）成为正式成员。

决议附件并提到，考量是否给予正式会员资格时，一个重要因素是提出申请的实体是其他跨政府组织的成员，特别是联合国正式成员或观察员国家（Observer State）。

不过，重要著作包括INTERPOL法律专书的国际公法学者、律师贝里（Stephen Bailey）曾于2022年撰文指出，GA-2017-86-RES-01决议是试图以「解释」掩饰对INTERPOL章程的实质变更，却未遵循既定的章程修订程序。

贝里强调，无论从章程本身、或是成员实际组成判断，INTERPOL的正式成员为countries，成员资格不应与主权国家（State）地位挂勾。

贝里并以台湾为例指出，台湾在1961至1984年曾为INTERPOL正式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84年申请成为INTERPOL正式成员，并要求INTERPOL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中国」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年成功入会。根据INTERPOL的历史文件，台湾方面因为拒绝接受作为中国支局（sub-bureau）续留INTERPOL的安排，而选择退出INTERPOL。

根据INTERPOL内部相关分析报告，中国会籍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及中华民国（ROC）在联合国的争议相似，皆涉及「中国」（China）代表权问题。

拥有近2400万人口、境内机场人流量每年可达7200万人次的台湾，因此无法透过INTERPOL向世界各刑事警察机关提供、或取得协助。贝里指出，这是跨国警务合作一大盲点。

INTERPOL是否能为了全球安全，勇于抵抗北京的政治操作，有待观察。同时，当台湾加强反制北京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反对北京将决议与「一中原则」挂勾，台湾如何在争取参与INTERPOL的论述和行动上提升打击精准度、采取更创新进取的作为，或许值得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