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政策“过山车”背后：一场无形的革命？
黄榆评论：9月的最后一周，北京的管理层再次以不可思议的激进方式改变了政策，央行降息降准并向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大规模直接注入资金，还有在节后出台金融、福利等配套政策的传闻，期望重启公众的经济信心，阻止大衰退的到来。
一时间，中国舆论大哗，充满了观望、嘲笑和投机。在中国国庆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低迷的上海股市终于收复了3000点，而当日上午长达近一小时的交易系统宕机，则让坊间流传着1995年“327”国债风波重演的耳语。
过山车式的统治？
虽说今天中国的舆论早就不复2003-08年间公民社会上升期间的民意代表，2012年以来的社会清洗已经根本阉割和控制了公众舆论，但是依稀仅存、间断性产生的舆论一旦爆发，便颇具惊人的政治影响。这是貌似极权且颟顸的中共体制与公众和社会精英的微妙互动所在。
上一次“舆论大哗”就发生在9月初，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偷跑”方式出台了退休金修改法案，一时激起全民愤怒，尽管这种不满并没有多少公开表达的渠道，只是在私底下形成一个普遍的社会氛围，抑或以各种暴力方式呈现出来，譬如9月18日在深圳发生的破产中年刺杀日本儿童案。
资料照：北京街头象征经济繁荣股市强劲的牛塑像。（2015年5月6日）
该案发生后，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们以同情受害者、谴责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煽动的纪念方式再次显示了政治存在，如同两年前他们在“动态清零”的最后阶段的抗议和冲击，最终汇成全国街头的“白纸革命”，迫使北京当局在几天后迅速结束了极端管制政策。
2024年9月19日，深圳日本人学校外，一名10岁日本男童在前往学校的途中遇刺身亡后，保安们校门外保持警戒。
类似的激进改变同样存在其他公共领域，大大改变了中国的政策周期，且这种周期还有加速缩短的趋势。譬如说，从1970年代初以降，随着中共领导体制轮换的逐渐正常化，中国的政策调整基本呈现10-15年的周期性，与中共干部的代际更迭有关，也反映在国民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周期上。然而，从2012年中共逐渐形成个人威权体制，代替了以往的集体领导制并对党内派系和社会力量进行大规模清洗后，中国政治周期的既有动力机制已然瓦解，代之以中国领导人个人与新的不确定周期力量的博弈。其结果，就是政策变动的周期越来越短，周期震荡幅度越来越大，中国内部的政治动荡随之加剧。
例如，2016年2月当局提出的“拆墙打洞”，号召拆除小区围墙，解放小区，促进道路微循环。这一政策立即触动了缺乏安全感的中产社区，不仅政策毫无进展，且到第二年5月就反向变形为整治北京胡同的“拆墙打洞”乱象，继而在当年11月发展为驱逐“低端人口”的暴力政策。
北京针对教培行业的打击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活脱一个闹剧，却管中窥豹地展现了中国最新政治周期的动员逻辑和结束机制。在“国进民退”的鼓嚣中，在新冠疫情的高峰期，中国2021年7月突然对教培行业进行全行业打击，其力度超过了通常的产业管制，而以社会清洗方式展开，超过2014年初开始的“净网”与“扫黄”。以新东方为代表的整个教培业大面积破产、转型，资本市场失去了一个高现金流、在线技术和线下人力结合的优质行业，中国私企也失去了一个最具海外拓展前景的反向，中国中产阶级则失去了阶级再生产的助力器。这一产业打击来自中国领导人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这一讲话表达了中国统治集团对教育开放的极度敏感，袭自2011年茉莉花革命后胡锦涛、周永康等对公民社会与颜色革命关系的极度恐惧。但在三年打击后，面临经济大衰退和民企信心的丧失，北京当局终于在2024年重新承诺开放、搞活教培行业。
难怪有人将这种现象归纳为“自嗨-打脸-烂尾”的循环，也有人归结为中国领导人面对大众的孤独，也是他自己制造的民粹主义局面，只好以自己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的控制方式艰辛探索、砥砺前行。带来的，便是过山车式的统治，几乎所有激进政策的出台都毫无预警和沟通，却在众声喧哗中回到原点。
柔性抵抗还是无形革命？
譬如，北京对雄安的大规模开发，完全基于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如同秦始皇对阿房宫、希特勒对新柏林城的热爱一般，从2014年最早提出到2017年形成“千年大计”设想、2018年国务院正式启动，尽管指令性要求在京国企总部和若干三流大学迁入，却难敌体制内的柔性抵抗。类似的烂尾情形同样存在“中国制造2025”。
即使2024年7月刚刚通过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试图比肩4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但是国际社会对其中为输出过剩产能服务的所谓“新质生产力”表示了怀疑和抵制，一场全球范围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已经开始，也是对中国早在2013年就开始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最新回应。当然，在过去一周，人们又看到了这个历史决议之核心精神“固本培元”的突然破产。9月26日上午，美联储降息后的几天，在四中全会前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国领导人自我否定了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展现出一副全面对内缓和的姿态。
似乎，在“白纸革命”过去两年后，来自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柔性抵抗正在全面瓦解中共统治集团的基本路线，迫使中国领导人自我调整。只是，这一重大调整，并不说明中国领导人尚有实用主义一面，或者懂得及时回头；也不意味着调整后，跟随总路线一起动摇的体制力量能够继续效忠，确保领袖权威不动摇。相反，中国过山车式的统治模式本身正在表明中国内部的离心力量有多么强大，几近革命的前夜。
首先，从新冠疫情以来逐渐形成的后疫情观念正在形成普遍的社会柔性抵抗，即“我们是最后一代”、“躺平”、“垃圾时间”等正在改变青年人、中产阶级、和体制干部的驯服心态、消费习惯和生育意愿等，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不合作主义，尤其体现在越来越普遍、跨阶级、跨年龄的反消费主义、反奋斗和反意识形态的新价值观，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力量之间自我划下了一条越来越深的鸿沟。
资料照片：人们参加北京的一场招聘会。在青年失业率飙升之际，数百万毕业生正在进入中国的就业市场。 （2023年8月19日）
其次，十二年以来北京政策的无数次烂尾循环，或者过山车式的统治，尤其体现在国进民退、改革开放的反复较量上，毋宁反映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巨大矛盾，按照中共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也难以否认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巨大矛盾，其实体现在中国统治者十二年以来拒绝市场经济的基础逻辑——资本对未来预期的共识形成和开放性要求，而试图以基于对过去或历史的意识形态解释取而代之，即有关未来预期和固定过去两种观念、两种现实观的冲突。在这两种现实观冲突的现实主义层面，则是资本力量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竞争，尽管后者也在试图发展创新，或者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操纵全民对未来的预期且曾经获得成功。
更为现实的，当北京政策的烂尾次数积累到足够多，当北京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彻底摧毁了资本、市场和社会对未来的预期或者这种预期的聚合可能即共识，那么，未来预期一旦陷入崩塌，譬如“历史垃圾时间”的隐喻如讖言一般流传开来，意识形态也随即瓦解。这也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国家与资本结合层面的瓦解。
在这意义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极为吊诡的革命前夜：中共过去十二年的极权主义化正在摧毁它自身的存在基础，无论国际的还是内部的，无论体制的还是认识的，无论财富的还是精神的。只不过，人们或许已经搞不清楚，这究竟是中共鼓吹的自我革命的非预期结果，还是在“白纸革命”后又一场无形革命的到来。
唯一能肯定的，北京当局似乎觉察到了巨大的危险，不仅是可感知的大衰退到来的危险，而且是因为无声之中开始的进程，一场发生在领导人个人和他之外所有人之间的反复博弈，正在不可知的回归原点。
2024年的秋天，无论对美国政治还是中国政治或者全球政治来说，都是如此惊心动魄。原文地址：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24/09/27/277878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