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正面竞争 美方希望管控风险
上周四（10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国家安全备忘录，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随后在讲话中强调，美国应在人工智能领域和中国保持对话，以管控中国滥用人工智能引发的多种风险。这再次引发外界对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的关注。中国在这一轮的技术竞争中到底能否赶上美国？
美国这份新出台的人工智能备忘录强调，为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AI）领域保持领先，美国应采取多种措施，包括保障芯片供应链的安全性和多样性，防止敌对国家通过经济和技术间谍窃取美方技术等。
沙利文在随后的讲话中，专门提及中国正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压制其民众、传播虚假信息并破坏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同时，他也强调，美国的人工智能公司正在与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进行正面竞争，美国需要保障这种竞争是公平的。在中美关系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沙利文的这些说法也提醒了外界，中美两国正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并影响到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
兴旺的产业
就在美国白宫的这份备忘录发表前两天（10月22日），
深圳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发表了一份题为《解析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现状》的白皮书，其中强调：中国人工智能在国际上地位持续提升，但与美国差距依旧明显。报告还指出，在核心竞争力方面，中国丰富的数据资源、拓宽的教育体系及雄厚的研究实力为未来人工智能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白皮书中列举了重要的数据，其中提到：2023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为1751亿元，同比增长11.9%。与此同时，中国人工智能创业在经历了2010年代的快速增长后，2018年进入了调整期，但在2022年和2023年又趋于稳定。
对于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这种兴旺的态势，美国研究者也一直非常关注。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CSET）的领衔研究员扎卡里·阿诺德（Zachary
Arnold）告诉本台，中国高效的人工智能产业不仅体现在“蝙蝠”（“BAT”，即，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腾讯(Tencent)三家公司的简称），也体现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公司身上，“这些公司同样表现卓越，包括那些集中发展手机应用软件的公司，包括快手、平安（保险公司），也包括一些类似于中国版OpenAI的人工智能新创业公司，他们可能未必多么巨大，但同样有很多产出。”
阿诺德解释说，他所主导的研究用来衡量这些人工智能公司活力的标准包括三个方面，研究发表、专利以及用工人数等。他举例说，中国大学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上正在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产出非常高效，包括一些被经常引用的研究，比如在计算机视觉方面。”
中国的IT从业者“世界”则对记者表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优势主要在于中国的AI会更容易落地应用，“中国近来越来越看重技术应用，而对基础领域的投资相对来说远远不够。这会促使中国的AI项目更能够以较低的基础领域投资快速取得回报。”为安全起见，“世界”以化名接受采访。他说，中国公司习惯于从西方拿来原创技术，专注于应用开发，这有些类似于华为直接对安卓系统采取“拿来主义”，而不是自己研发出一套新的系统。
对美国的依赖性？
中国人工智能对西方技术的依赖，从这个产业在中国冒头开始，就一直是这个领域不断被讨论的话题。
今年2月，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指出，就连中国自己也承认，目前中国建设的人工智能几乎完全依赖于美国的底层系统。这导致中国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落后美国至少一年。
“世界”评论说，中国人工智能研究不仅依赖于美国公司开发的技术框架（如TensorFlow这类的开源技术），从神经网络本身的理论基础，到项目进入实际研发阶段所需要的NVIDIA芯片、NVIDIA公司提供的cuDNN计算库等等，这些都是中国AI研发绕不开的坎。
但阿诺德认为，包括人工智能在内，中国的高新技术也有越来越多自身的成果，“目前中国做的很多东西并不是依赖于外来的技术，不管是芯片制造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多高端产品是由那些去过美国或欧洲、又回到中国的研究者做出来的。”
阿诺德说，总体上，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仍然是跑在前面的，“美国公司产生更多基础性的成果，推动了人工智能领域更多的进步，过去几年也产生了非常健全的生态系统。”他分析说，在技术开放方面，像OpenAI这样的美国公司越来越谨慎，但像Meta（脸书母公司）这样的公司正在开放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这种技术流转还在继续，这并不必然给中国公司造成太大的劣势，“说起来这也是一种能力，就是像他们现在做的那样，紧密跟踪全球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发展，快速追赶新的进步，并在产品中复制这些技术，也就是巧妙利用这个生态系统。”
但“世界”认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闭门造车”，他指的是中国网络隔绝于世界之外，“中国AI的落后关键也许是与无法与他国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无法与AI领先公司合作的现状有关。如果中国继续闭门造车式的‘关起门搞AI’，可以预期这种差距确实是会越拉越大的。”
他指出，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文这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得不多，对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不太有利，“以中文为母语的总人数占了地球总人口的12%（2019年数据），然而，能够进入到GPT-3的公开可用训练材料的仅仅占了0.1%。这很难说与中国网络封闭的现状没有关系。甚至连中国公司自己都无法取得足够多的高质量语料。......各个公司都只愿意拿自家平台数据给自己的AI做训练，这会极大地影响中文AI的表现。”他说，比起英文互联网上“联邦”式的信息分布情况，中文互联网更像是一座座‘孤岛’。
国家之手 华为再现？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另一个引发外界关注的话题是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沙利文上周在讲话中提到，“中国每年在科技领域增加的预算达10%，这样的差距可能导致美国在AI研发方面严重落后。”这种说法强调了政府之手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推动。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今年5月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人工智能政策战略之一就是从2017年开始设立这一领域的国家队，“政府选定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在特定领域内构建生态系统并制定标准。2023年7月，百度、华为、奇虎360、中国移动、科大讯飞和阿里巴巴被选中，在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领导下推动大模型的国家标准发展。
阿诺德分析说，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对人工智能产业的介入帮助提升了这一领域公司在国内国际的竞争力，“很多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很重要的一项收入来源就是政府采购，地方或省级政府购买人工智能产品，包括公共安全或监控方面的智能应用软件。还有就是资金方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府补贴等。”
阿诺德说，中国政府对人工智能的大量投入的确在华盛顿引起了不少担忧，美国政策制定者尤其担心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类似于华为那样的实例再次发生。但在2019年，阿诺德参与的乔治城大学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CSET）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中国政府向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可能远低于外界的估计：该中心根据多项数据估计，2018年中国政府在人工智能相关研发上的支出约为几十亿美元（最多100亿美元），而不太可能是外界估计的数百亿美元。但这项研究也强调，报告中提及的总体数据是中国不太完整的公开数据得出的结果，并且分析中也涉及到许多假设，所以这只是初步数据。
另外，报告也提及，中国政府每年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在私营企业人工智能活动上的投资（最多）可达数十亿美元，这些投资带到了大量的私人投资。所以，阿诺德认为，从数据看，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大量是由私人推动的。
长期在信息技术产业一线工作的技术人员“初码”告诉记者，“我在一线看到的情况是：即使算上国产信创（指“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相关产业）这种硬指标，纯政策性投资也越来越少。”他指出，充分的市场化和竞争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推动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而这种市场化的行为是完全自发的、下意识的。举例来说，对于算力券补贴的发放，政府的实操不死板不僵化，大部分会引导建设属地的算力产业公司、大数据公司，融合更多优质资源来发展算力业务。“初码”以化名接受采访。
“初码”分析说，大的产业资本、私募基金、上市公司等，目前也热衷于参与算力投资，但即使是国资驱动的属地资本，逐利下的风控也一定是排在首位的。赚吆喝搞投机的行为，在算力大跃进初期会经常发生，但进入稳定期后，整个产投节奏也趋于冷静和稳定了。
墨卡托的报告强调，尽管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人工智能行业日益谨慎，但是美国企业和欧洲国家对这个行业创造出来的成果更感兴趣，因此对限制跨境交流和研究反而不感兴趣，这意味着中国人工智能行业
“接下来还能在脱钩的压力下，持续维持它独有的全球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