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帮助寒门学子?一群北大师生的教育实验

2013年6月，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视觉中国/图）

名校狂热曾以一种荒诞的方式出现在北京大学。2013年高考结束后的几天，未名湖畔一处乾隆时期的寺庙遗迹上，有记者发现，墙上的涂鸦中藏着一句：“北大一定保佑我考上复旦”。那位不具名的留言者，还将“复”字认真重写了一遍。

这成了北大流传的一个段子。三年后，北大毕业生叶晓阳将它写进了诗里。当时，他正和师友们在千里之外的宁夏忙着一场教育实验，某一天，在固原市中心另一处遗迹上，他又看到了熟悉的涂鸦：“复旦大学”。

从国家的心脏，到偏远的西北山区，名校狂热无处不在。写诗的叶晓阳被“复旦大学”深深触动，他所做的实验，与这种狂热有某种联系，这个由神童、状元组成的北大团队，想通过一系列干预方法，让农村学生上个更好的大学。

干预始于北大教育学院副教授丁延庆获得的一组宁夏高考志愿数据。

那还是2015年，这组数据非常难得，因为几年后，类似的数据就变得难以获取。丁延庆先简单地把这组数据归为两类：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结果让他震惊，农村学生在志愿填报上吃了亏，理科一本线以上，录到同校同专业，农村学生的分数要比城市学生高17分。更要命的发现是，农村学生的滑档率比城市学生高很多，这意味着，分数超过一本线的农村学生，更可能被录到二本，甚至专科。

是什么让农村孩子吃了亏？这位每年要给吉林、山东老家亲戚填报志愿的北大老师认为，是信息差。和掌握更多资源的城市孩子相比，农村孩子孤立无援，以至于“浪费”了自己多考的分数。丁延庆冒出一个乐观的想法：只需要轻轻地推他们一把，农村学生就能用好自己的领先优势。

他召集自己的学生们，包括当时已经在美国读博的叶晓阳，打算从宁夏开始，用10年时间，给100万考生提供辅导。大家给项目想了一个洋溢着教育理想的名字：The Bright Future of China。他们希望能照亮100万个中国县乡家庭的暗淡。

这个项目后来有了一个更亲切的中文名：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它来自叶晓阳从《新华字典》翻出的一个典故：“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距离项目启动过去8年了，这8年里，中国高考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几个月后，宁夏考生也要迎来第一次新高考，迎来可能有80个选项的志愿表。就在2024年夏天，最后一批接受辅导的学生也毕业了，他们是否迎来光明的未来未曾可知，但这个准备再造中国教育的项目，在2020年就安静地结束了。



2013年，北大慈济寺山门遗址上的涂鸦。（资料图）

小小少年

他们的父母也在用力地活，脑袋里的知识是时令、胡麻和黄河水，没有“松弛感”，没有一连串大学的名字。

叶晓阳从《新华字典》翻出来的典故，雏形可以追溯到1951年。一开始，创作者只是想提醒中国民众，从西方引进的冒号，具备提示的功能，例如，“我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你考上了北京大学；他进了机器制造厂：咱们三个都有光明的前途”。

那位无从追溯的创作者恐怕想不到，这个句式，过了七十多年还会被频频提起。不过，一个符合2024年的版本是这样的：天坑专业的朱泽安，毕业后进了国企；陈洪涛至少击败140个人，成为北京的公务员；单身经济热度不减，顾小敏想做一名兽医。这三个宁夏孩子，都参加了“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的干预实验，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他们被“轻轻推”了一把。

朱泽安是这样的人。他的姐姐从技校毕业前，忽然患上精神分裂。那时他才五年级，这件事让他变得自卑又自负，男孩从此没能交到知心的朋友。他排解压力的方式是溜出校园，去时常遭遇沙尘暴的大街上，看看卖菜的、卖衣服的，“看看别人是怎么生活的”。然后回学校，做他唯一看重的事情：学习。

贫困让他拥有了一个人生信条：“我都这样的家庭了，吃点苦无所谓”。

陈洪涛是这样的人。他个头很高，一身肌肉是靠顿顿不落的鸡腿撑起来的，目的是在公务执法场合增强气势。他的童年像贺兰山吹来的黄沙，在银川那些已经消失的城中村里来回晃荡。少年吃不上肉，随时饥饿，日常读物来自收废品的邻居，其中有大量不适合少年看的书报，他最喜欢的是一本文史类刊物。有时，正上课的他会突然担心，放学之后还能不能回去早上出门的屋子。城市不断拆迁，最终把他和父母挤到城郊一个药厂附近，离邻县的县城几步之遥。

那些不安的童年记忆，直到许多年后才集中爆发。陈洪涛成为公务员后的第一个发薪日，半夜12点，他来到一个路边摊，一个人，点了近三百块钱的烧烤。

贫困不是一条裂缝，日后有大把的机会修补，贫困把陈洪涛的人生撞得坑坑洼洼，他很长时间里不敢和人搭话，理由是，不知道该如何社交。打工子弟学校的同学们，在小学、初中的教育冒险中先后掉队，继承了父辈打工的命运。当陈洪涛拼尽全力考入宁夏最好的银川一中时，他观察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些得体、松弛的同学，他们不但能在卷子上填写答案，一次课堂问答、一首随手写的诗，都是精准揣摩老师用意的结果。

一旦意识到，这些都来自殷实的家庭环境，陈洪涛就更加沉默了。大学毕业前，他的舍友们都相信，4年来，陈洪涛没有和女生说过一句话。

顾小敏的故事则是这样的。父母离婚后，这个女孩被送到山东的大伯家，她没办法留在宁夏，最爱她的奶奶也再婚了，虽然曾想过代养她，但前提是，要先照顾好她的大哥，再照顾好她的堂哥。之后，她像一颗被宿命吹扬的沙粒，在姥姥、奶奶、姨父、姑姑、大伯、继父家走走停停。

奶奶说，她的父母都是浑蛋。大二时，顾小敏的韧带断了，不做手术会落下肢体功能障碍，她给父母分别打电话，两人的回复出奇一致：我没钱，你自己看着办。顾小敏需要4万块钱手术费，她太害怕了，想过要不干脆就跳楼吧。

是奶奶给她凑了钱，老人可能不知道，她不仅救了孙女的韧带，也拉了摇摇欲坠的孙女一把。

后来，顾小敏考上研究生，给母亲发去录取通知书，想要一点学费。母亲的回复用了敬语，“您自己看吧！我没其他意见！现在社会有点残酷，有本事的，就能生存很好，没本事读啥也没用。”

最后还是奶奶。老人宽慰她，放心吧，保证在8月22日前给她打上7210元。这位上个世纪扎根宁夏的上海知青相信，只有学习能拯救孙女。

朱泽安、陈洪涛和顾小敏，分别来自石嘴山中学、银川一中、银川二中。他们拼尽力量，终于来到填报志愿的这天。人们都说，填得好逆天改命，填不好听天由命，在西北干燥的夏日，这三个孩子都想与黄沙一样的宿命诀别。

可是，他们已经在黄土上苦苦跋涉15年之久，没剩多少力气了，他们的父母也在用力地活，脑袋里的知识是时令、胡麻和黄河水，没有“松弛感”，没有一连串大学的名字。

丁延庆想轻轻地，推他们一把。



2013年6月，宁夏银川市六盘山高级中学，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视觉中国/图）

人们还是认老丁

坊间流传，老丁，是一个能让压一本线的孩子上211、985的神人。

2024年的丁延庆满五十岁了，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东北口音，个头不高，笑嘻嘻的。早在北大读本科时，他因为喜欢到处收集段子，被人起了个外号：“社会混子”。

他有一个让人艳羡的技能：填报高考志愿。坊间流传，老丁，是一个能让压一本线的孩子上211、985的神人。他无数次用浓郁的东北腔解释过，“只要咨询的人够多，总有人能捡着便宜”；又给同事和学生们群发过一封邮件，传授填报技巧。但最后，人们还是认老丁。

他的本职工作是教育经济学研究，至于填报高考志愿，他视作践行一个学科理论：轻推（Nudge Theory）。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会做出不偏不倚的、最好的选择。轻推理论的提出者理查德·塞勒，并不认同这个说法。他用过不少例子说明人的不理性，比如，同样是增加100块钱收入，如果分别来自工资和外快，那么，花掉100块的外快，会让人更理直气壮一些。

据此，塞勒进一步指出，策略设计者只需要用隐形、巧妙的策略，“用胳膊肘轻推一下”，就能让人做出更好的选择。

让老丁能大范围实践轻推理论的机会，出现在2015年10月。叶晓阳回国参加学术会议，丁延庆和时任宁夏大学副校长李伟都在，喜欢交朋友的李伟告诉两人，如果要去宁夏做调研项目，可以找他帮忙。李伟是北大哲学系1977级本科生，在政府、高校的管理岗位上工作多年，又回北大教育学院读博。后来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说到，他对这对师徒印象不错，在饭桌上，丁延庆可以从考古聊到人类学，再到社会学，叶晓阳也和他老师一样，“脑子极好”。

不久，李伟给丁延庆提供了他花费多时收集到的宁夏高考志愿填报数据。

刚开始，丁延庆没想好怎么用。他给研一学生上的课是社会科学调查方法，给数据分组是很基础的操作，于是他把2014年宁夏理科分数在一本线以上的考生，分成农村和城市两组，然后吃惊地发现，在高考这场游戏中，农村学生吃了亏。

高考同分的情况下，农村学生的录取率比城市学生低4.96%；录到同校同专业，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平均高17分；还有更多考上一本线的农村学生，只能录到二本院校。也就是说，农村学生吃亏在高考志愿填报上。

这种“吃亏”还可能伴随一生。他们推断，农村学生今后的收入可能降低20%左右。

分析了所有数据后，他们发现，这种差异是填报策略导致的：农村学生容易被靠前的志愿录取，说明他们不敢“冲”，更保守；报的学校也有意思，大多是宁夏区内或离家更近的院校，这也不是一个足够理性的决定，要知道，宁夏仅有一所211大学，哪怕到了2024年，在软科中国大学排名中也只排128。

填报策略差异又是什么引起的？丁延庆认为，是信息差，农村学生掌握的信息太少了。

那么，就像自己“轻轻推”了老家亲戚的孩子们一样，向农村学生提供更多信息，他们是不是就能做出更好的选择？

怀揣这样的简单想法，“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团队成立了。

2016年，宁夏有69119人报名高考，他们要抽样3.6万，1.7万人是对照组，不干预；剩下的1.9万人接受不同程度的干预。

这样一个庞大的干预实验，初期的团队成员只有10位。



2017年6月，丁延庆在做志愿填报视频讲座，他身后，项目的横幅一角脱落，学生冲进镜头前重新贴好。（视频截图）

学霸们

羡慕的人会说，聪明或努力，大多数人只占其中一种，而这些人全都占了。

这10个北大人，那时他们相信教育和公平，相信没有什么不能改变，也相信行动胜于坐而论道。

“宁夏南部山区孩子太苦了。他们好像带有烙印似的，一生下来就在这个地方，教育差，长大以后，能考入好大学的机会要比城市里的孩子少得多。”李伟做过小学、中学、大学老师，他见过太多宁夏的孩子了，之所以愿意倾力相助，是他相信，“教育它确确实实能改变人的命运”。

10个人里，包括高考状元、北大辅导员，一位博士生后来考上选调、成为县领导。如果了解再多一些，他们都是在人生的某些阶段被人羡慕的学霸。

比如笑嘻嘻的丁延庆。他在1991年考入北大社会学系，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第五中学读书时，因为过目不忘，能轻易说出诸如“孔子像在历史书的第57页”，而被人誉为神童。他用这样的记忆力刷书，还很勤奋，叶晓阳很欣赏他，一次坐飞机，丁延庆不睡，抱着一本厚厚的世界银行项目评估方法在啃。

叶晓阳有一对上挑的眉毛，面相十分严肃，实则喜欢打趣。在宁夏时，不管忙到几点，他都保持每天看书一小时的习惯。在北大念书时，师弟、答辩秘书杨晋欣赏他做学术的潜力，叶晓阳只花了一周多，就写完硕士论文，还拿到了北大的优秀毕业论文。

杨晋，白白净净，和大部分理科学霸一样，总是一脸认真。博士时的舍友羡慕他的精力，说，杨晋白天打游戏，晚上写研究计划，“都不知道几点睡觉”。

在宁夏，他们遇到一些“同类”。年长他们不少的李伟，是个较真儿的人。他为团队提供的珍贵数据，是他带着宁夏大学的学生，和几位宁夏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用两三年时间，从一个个县城跑回来的。先跑教育局，存储数据的磁盘磁化了，再去学校，学校没储存，这位执著的学者就拜托校长，找来历届高三班主任回忆。他对数据的准确极为苛刻，“有些人不认真，想不起来，给你编一些数字”。于是又找教育部门的人帮忙审，“一些原本没那么好的县，要是数据很好看，就知道有问题”。

还有一个是时任宁夏考试院院长戴冰清。这位即将退休的女性，是对项目持开放态度的几位官员之一。事实上，干预项目在行为经济学中的确有潜在的伦理风险——如何保证项目会让学生去更好的学校，而不是更差的？

提到戴冰清，人们会说到她任银川一中校长时的一件事。有一年，开学军训结束，要检阅成果，尖子班走过去，口号声很大，家长们纷纷拍照，轮到普通班，学生的眼睛忽忽闪闪，不自信，家长们也不拍照。戴冰清告诉老师们，这样下去，对孩子不公平，要求平行分班、资源共享。不少老师和家长反对，有学生还因此转学走了。直到几年后，“公平”的效果才渐渐显现。

他们就这样聚到一起。日后回过头看，大家意识到，当年能在宁夏做项目，简直是一个奇迹。

有时，他们会显得过于理想主义。某一年临出发前聚餐，一些学生听说了项目，表示也想参加，老丁来者不拒。杨晋指出，“老丁并没有强制要求我们干什么，这个团队的组织其实很松散”。团队人数最多时，有接近50人。

成员们很少谈论“理想主义”，叶晓阳喜欢说的是，“成为真正的北大人”，成为“天下兴亡事，在我胸中藏”的人——这句话来自许秋汉创作的校园歌曲《长铗》，他是丁延庆的本科同学，他创作的另一首歌《未名湖是个海洋》，被视为地下版北大校歌。

成员们兴致很高，他们专门印了工作服，上书几个大字，“大搞教育扶贫”；设立了目标，用不超过10年的时间，为中国100万考生填报志愿，“再造中国教育”。

叶晓阳说，他们要在探索中国教育可能性的道路上“一路狂飙”。

就这样，一群高考时没犯过愁的学霸，要去指导1.9万个学生报志愿了。这1.9万人里，能录上北大的，不超过38人。1.9万种真实的纠结，是“要不要复读”；是“去一本的差专业，还是二本的好专业”；是“一个压二本线的分数，怎么样才能不去专科”。



2017年6月，当时的“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团队。（受访者/图）

雪中送炭

“现在想想，班主任能懂什么呢？老师们大多是从固原师范毕业，可能他们都没见过心理学。”

项目启动之初，他们先研究了一些可能的竞争对手，包括提供往年信息的志愿卡、搜索引擎推荐的智能系统，以及填报机构。

研判的结果很乐观，项目前途一片光明。

也许是一种巧合，人们会说，2016年正是志愿市场的起点，很多人都意识到信息差的存在。那年，考研名师张雪峰想解决考研学生的信息差，他用6分57秒，介绍34所985高校，很多人说，就是靠这个视频，自己分清了哈工大、哈理工和哈工程。

找到风格的张雪峰一战成名。

北大师生也找到了他们的风格，那就是，不直接给“参考答案”，教学生掌握方法，自己做出更好的选择。理由是，人生漫漫，总还会有一次又一次的“选择”。

这和张雪峰们大相径庭。那种父母报出孩子分数，填报名师回答要或不要填某个专业的方式，杨晋觉得，“泯灭了人的创造力”。

团队设计出三种信息干预方式，力度由浅到深。

第一种是问卷，通过教育部门发放到中学。干预的方式很简单，先问考生的目标，之后，给出不同专业的真实薪酬水平，让考生再做一次选择。

第二种是小册子和讲座。成员分赴宁夏的五个地级市，分发2万册讲解的小册子，办讲座。小册子，或许称为防骗手册更恰当，如今留存的2017年版，充斥着感叹号、加粗的重点和无数个“不”：

不要被野鸡大学欺骗。

不要相信300分能上重点大学。

不要相信搜索引擎的商业推广。

更不要相信上大学很轻松。

小册子用整整7页，拆解填报步骤。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学生要一步步算出等位分，回顾过去的专业招生数，判断招生人数趋势，确定填报策略前，要到阳光高考平台了解学生对学校的评价。还没完，这些评价的抽样方法并不严格，所以也不能只看这一个网站——丁延庆还会补充说，知乎上的帖子也得逛一逛。

之后又用了7页，解释这些技巧的内在逻辑。某个章节里，有着“录取分数扁平化”“层序错位”，这些高中生搞不明白的词。

最后是一对一咨询，QQ聊天，每人20分钟。

实际情况比他们预料的要更糟一些。到了宁夏，北大师生们发现，高三班主任们，别说985高校有哪些，连宁夏哪些学校是一本，都搞不清楚。

叶晓阳喜欢举的例子是，在固原，一所中学的副校长老缠着他，让他给自己女儿报志愿。聊了几次，叶晓阳发现，这位可能带过不少高三班的副校长，居然分不清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的区别——后者提倡前几个志愿可以“冲一冲”。

有的中学老师懂的不多，但讲起来又头头是道。一位老师给学生讲解如何计算等位分，丁延庆听了哭笑不得。老师教的是线差法，计算等位分是为了比较位次，而线差法只是计算裸分，每年分数线都有波动，直接对比显然是错的。

轮到丁延庆分享了，他告诉考生，计算等位分，要去查阅填报指南上的“一分一段表”，也就是分数对应的排名。考生面面相觑。丁延庆翻开填报指南，没有这个表。

和一些官员打交道后，他更吃惊了，这些教育界人士甚至不知道，公布“一分一段表”到底有啥用。

如果他们那时和一些班主任多聊聊天，还会听到更多荒谬。

盐池高级中学的一个女孩，一直认为自己心思细腻，想学心理学，跑去问班主任，对方给了一个荒诞的答案：“学心理学之前，自己要先发疯”。

“现在想想，班主任能懂什么呢？”2024年夏天的一个夜晚，这个女孩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老师们大多是从固原师范毕业，可能他们都没见过心理学。”

她确实没说错，2006年，固原师范升格为宁夏师范学院，一直到2023年才设立应用心理学。据宁夏师范2015年数据，宁南山区的教师，该校毕业生占到80%以上。

如果是杨晋，他会这样回答：这是一个就业和想象不一样的学科。他要援引数据，以美国为例，每年心理学专业毕业，成为心理咨询师的人不到4%。

除了信息差，还有“不谈方法，只要答案”的家长。每到一个地方，家长们围着转，他们最喜欢问的是“填空题”：小孩365分，报哪个学校、哪个专业？他们还渴望一种男女有别的答案：“我们家是一个女孩，学什么专业好？”

学霸们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默契，对做足功课的考生，他们展现出更丰沛的热情，但那样的理想学生，时至今日，都只是极少数。

杨晋用四个字形容当时他对干预项目的理解：雪中送炭。



2018‎年‎4‎月‎9‎日，丁延庆在宁夏周宁一中的讲座。（受访者/图）

骗子！

“越穷的地方思想越封闭”，越不会轻易相信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善意，更不会相信“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雪中送炭”碰到的第一个麻烦是小册子。他们找到一家廊坊的印刷厂，约定在北大小西门交货，那附近有一家老丁烤翅，正是丁延庆外号的由来。杨晋和他的舍友伍银多想得很简单，2万份小册子，装两个箱子，办托运，第二天早上和他们一起飞去银川。

两位北大博士生没想到，2万份小册子是需要用货车拉的，堆在校门口就像一座小山。小册子第二天一定得出现在银川，杨晋和舍友想了很多办法，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拜托一个快递公司，连夜开车12小时，去银川。等安排妥当，已经凌晨四点，赶飞机之前，还来得及眯一小会。

2016年6月23日，杨晋到了第一站，宁夏中卫。

空气很干，西北方就与中国第四大的腾格里沙漠接壤。校门口贴了一张讲座海报，设计毫无美感，深蓝色底，上面挤着几排字：北京大学、宁夏大学联合课题组专家进行高考志愿填报讲解、指导。“联合”是李伟的提议，“中国人的事，就是要师出有名”。

当地的老师们以为，会等到一位老练、稳重的大教授，而那时的杨晋还留着青涩的刘海，在海报前留影时，他双手局促地放在腹部，胸前是“大搞教育扶贫”。叶晓阳形容，是“社会盲流范”。

讲座很重要。开始前，需要收集听众的姓名、考分信息，发放小册子，结束后，再从中选取一部分人一对一辅导，就能对比干预前后的变化。

他们又没料到的是，说好的事儿，到了学校，还是会状况百出。

杨晋的第一场讲座定在6月24日。台下是稀稀拉拉的学生和家长，他提醒大家实名签到，人们担心信息泄露，走了一部分；讲了几页PPT，又溜了一些。

他在工作群里求助，签名的仅200人，小册子发了350册，还剩2000册，带不走。

在固原，叶晓阳的情况也不妙，一个1990年代的礼堂里，只坐着二十多个人，完全没组织起来。哪怕这个学校的副校长还有求于他——就是那位要帮女儿填志愿的父亲。

但哪怕听了讲座的人，也不一定能理解。老师们习惯了在大学讲课的方式，一位成员吐槽，老丁太喜欢脱稿了。在北大教育学院，丁延庆以一页PPT，能讲一节课而闻名。

叶晓阳觉得，老丁很多时候不像“一个功成名就的中年男”，一次，老丁要去西海固推项目，一个人，一个小破包，就去了长途车站。叶晓阳看在眼里，想起朱自清的《背影》，心里不是滋味。

也有效果不错的学校，学校老师们配合度很高，在灵武，老师堵在校门口发材料，学生也愿意实名签到。

一对一的情况更糟。小册子想提醒考生不要被骗，但分发小册子的人，首先被怀疑是骗子。信息的缺乏，没有让考生变成嗷嗷待哺的雏鸟，相反，他们像鹰一样老练又警惕，擒住每一次可疑的问话。

同学，请说一下考号。——骗子！

同学，请说一下学校。——骗子！

同学，您可以向学校核实。——教育厅说，任何时候都不会询问考生号和密码，骗子！

团队内部把小助手称为客服。扮演客服的北大学生，要运用他的聪明和努力，证明自己不是骗子。一段对话如此记载：

老师您好！女儿理科考了535分，能报东北师范大学不？

这位家长，您好，得先告知您孩子176开头的考号和学校，我们需要验证您孩子是否在我们提供咨询的名单里。

我看你就是个骗子，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要这要那！你想套啥？

对方多次质疑后，客服回：“我们有啥可套的，您孩子这分数又上不了北大，又不需要我们和清华去连夜抢人。”

魔法发生了，几个小时后，对方变得很有礼貌，“你好！在吗老师，老师帮填一下志愿。”

大家为什么如此警惕？一位接受过信息干预的学生，试图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穷是一切的根源，“越穷的地方思想越封闭”，越不会轻易相信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善意，更不会相信“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2016年6月24日，杨晋在中卫。（受访者/图）

“把公家的事儿，当私事去办”

“我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师丁延庆（校内工资号0006174074）……”

挫折不少，好在，到了第二年，也就是2017年，许多问题解决了。

老师们对“项目”很忌惮。几年前，一位曾在宁夏挂职的学者，利用在各地走访的机会，完成了一本学术著作，书里披露，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存在弄虚作假。这导致一批官员被调查。校长们还有自己的担心，市场上的教培项目鱼龙混杂，如果是潜在的收费项目，“影响不好”。

想让学校更配合，要依靠李伟强大的人脉网。李伟的解决思路是，“把公家的事儿，当私事去办”。

他求助曾经的学生和老朋友们。在某地，工作一开始“根本做不动”，当地主要领导曾是李伟的学生和老同事，李伟拜托他们帮忙，领导就让教育局长配合。配合的方式也很巧妙，专门挑一个校长们都在的会议，在会议结束前，安排丁延庆推介项目。

下一个要解决的麻烦是“电诈”嫌疑。2016年，李伟把戴冰清介绍给丁延庆，团队由此得以和考试院合作，共同申请了一个脱贫攻坚的课题。到了第二年，考试院的支持更充分了，由考试院直接发短信给被抽中的1万名考生。为了提升可信度，团队给中学校长们编辑了这样一条信息：

我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师丁延庆（校内工资号0006174074）……多数被抽中的学生不愿意加我们以及提供考号的原因是不信任我们，担心是骗子……可自行查找宁夏自治区考试院信息处办公或个人电话，找耿未处长或张燕老师核实。

大家都意识到，高三班主任是撬动学生最关键的角色。信奉行为经济学的叶晓阳，想到一个妙计。

他们拿出很大一部分项目经费预留给班主任。班主任先跟着团队学习填报技巧，再教学生。叶晓阳设计了一套考核方式，计算考生分数和最终录取志愿提档分数线的差额，填报效率高的班级，班主任能得到最少3000元奖励，这相当于大部分宁夏老师半个月的工资。

叶晓阳顺便想了另一个提高效率的办法。他捣鼓出一个AI系统，可以判断考生被不同志愿录取的概率。

这两个方法都运用到了2017年的工作中。1万条短信发出去，叶晓阳估计，最少会有20%的考生找过来，他专门注册了5个微信号做“客服”。

问题一个一个被解决，2016年的数据也出来了，成效喜人。接受一对一辅导的学生，大概获得了22.7分的加分效应。如果一个考生的分数刚好是理科一本线的465分，全区465分以上有10030人，加上22分后，人数锐减为7069。

干预对专业选择也有影响，把工学专业填到第一志愿的考生变多了，文学、教育学的则变少了。

如果从阶级跃迁的角度来看，信息干预也提高了农村学生毕业后起薪增加的概率。数据显示，接受了干预的农村学生，选择的第一志愿专业起薪平均高了163元。

项目也引起了其他一些地方的兴趣。在第一年，丁延庆就和一些省份的教育部门接触了，希望拓展到更多欠发达地区。在他们看来，可以干预的，可不只是高考，早期儿童教育、职业教育、医学生教育，都能“用胳膊肘轻轻推一下”。课题经费不是无限的，大家真正希望的，是项目能延续下去，真正改变些什么。时值“双创”热潮，那一年，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创业投资市场。大家商量后，决定成立公司，把叶晓阳开发的AI系统用上，先赚点钱，再拿这个钱，去继续投向贫困地区。

公司起名斯民教育，取自《孟子》里的一句：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

接受了干预的考生，获得了22.7分的加分效应，上了更好的学校和专业，然后呢？他们究竟有没有逆天改命，收获一个光明的未来？至少在那时，团队没有想过继续跟踪。



2018年5月31日，北京，丁延庆在斯民教育发布会。（资料图）

“真正的北大人”

有一年毕业典礼，他找到一位和校方起过冲突的学生，和他合影，告诉对方，他的诉求是对的。

揭开谜底前，再聊一聊“真正的北大人”。

叶晓阳心中，至少有三位“真正的北大人”，高仁山、胡续冬、丁延庆。

高仁山是北大教育学系创始人之一。1923年，他留学归来，制定了教育救国“五步计划”，他推崇当时苏俄的教育，“人民完全有同等的机会受教育，决不受贫富或阶级的限制”。1925年，高仁山创办北京艺文中学，试行美国教育家帕克赫斯特创立的道尔顿制，废除课堂讲授，老师成为顾问，学生按兴趣自学。之后，该校教务长还带领学生参加国共两党策划的游行示威。

李大钊遇害后，和他关系紧密的高仁山始终不愿离京，说了一句“许身教育，志在救国”。1928年1月，年仅34岁的高仁山，被枪决于北京天桥。根据时人记录，临行前，这位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忽然展现出草莽英雄的气势，向围观群众大喊一声，“给我叫个好吧！”

胡续冬是丁延庆北大本科的好友，两人的共同爱好是搜集段子。他们被调侃的一件事是，相约一起躺平。毕业后，两人留校任教，先后晋升副教授。2016年，非升即走考核压力变大，像他俩这样“老体制”的人，可以选新体制，考核变严，工资增加。两人都选了“老体制”，考核轻松，也不再有机会晋升。

胡续冬早年为此写过一首讽刺诗，流传甚广。

胡续冬有一股混不吝的气质，拒绝“严肃”，爱给关系亲近的学生起外号。是他打破了叶晓阳的文学梦，让他去找丁延庆读研。有一年毕业典礼，他找到一位和校方起过冲突的学生，和他合影，告诉对方，他的诉求是对的。用《时尚先生》的报道《一个北大老师和他建立的无形学院》里的话说，他构建了“藏在校园里的一个隐形学院，一个共同体，来自公选课、五四文学社、研究生师门的年轻学生身上，都烙上了胡续冬的印迹”。

很难说他俩谁“躺得更平”。选丁延庆当导师的学生，大多知道老丁放养学生，吴宇川是他的第一个硕士，他说实在想不出老丁在意什么，“你告诉他你想要干什么，他就会给你搞资源”。

但了解丁延庆过往的人都赞叹，这位来自东北的神童，一直在意教育公平。

最早是在1990年代末，毕业留校的丁延庆，以秘书身份，进入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合作的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援助项目。项目砸了8.85亿美元，在466个贫困县的十余万所中小学，修建中小学校舍、购置教材、培训老师。

到了2005年，他31岁，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博士毕业回国，挂职昆明市教育局副局长，推动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工程，目标是在全市农村地区建设325所标准化中小学，预计有35.4万学生因此受益。

两年后，他告别了政治。他觉得，80%的会都毫无意义，但又不能不去；每天晚上总有人约吃饭，应接不暇。他不喜欢。

回到北大后，曾有一段时间，丁延庆告诉胡续冬，他想转入新体制。他在一条短视频里，用那口浓郁的东北腔向网友们解释，“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是能够让自己学生自豪的……如果我不去争取职称，不去当教授，应该开始给我的学生丢人了，这成为我申请职称的一个动力，不躺平，我准备站起来！”

真实情况是，老丁没为学生站起来太久。繁复的申报材料，让昔日过目不忘的神童感受到某种被评价的屈辱。最终，他向学校提交了一份夹杂错别字、排版错误、乱码的材料。同事提醒他改一改，他说，不改了。

但是，斯民教育成立时，吴宇川忽然发现，好像看到老丁到底在意什么事情了。2018年的成立仪式上，丁延庆找来很多嘉宾，包括一位国务院扶贫办的原党组成员、一位全国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

老丁有雄心壮志，斯民教育计划免费帮助约40万个贫困学生填报志愿。他在发言时说，高考季，贫困、弱势人群既焦虑又无助，“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和工作实务，首先是为了帮助这些无助者”。

而与机械的考核、变化的校园氛围格格不入的胡续冬，2018年的一次毕业典礼被邀请上台发言，他唱起了“天下兴亡事，在我胸中藏。叹望世上满目苍凉，碌碌奔波空悲伤”。这首《长铗》，许秋汉想用它说，北大人可以输掉日子，但不能输掉骨气。



2009年北大未名诗歌节，许秋汉弹吉他，胡续冬、叶晓阳、冷霜（现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在他身后，一起唱《未名湖是个海洋》。（受访者/图）

这件事真的存在过吗？

347位家长中，105位不回短信，100位没打通电话，34个空号，27位挂了电话，14位坚称没有咨询过北大老师，5位认为是诈骗，3位接通电话后，开始了毫无征兆的辱骂。

关于学生们的未来，揭晓谜底的过程有些曲折。

2020年，“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宣告结题，直接原因很简单：这个项目根植于宁夏的脱贫攻坚，后期辅导的考生许多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这年的11月，宁夏区内贫困县全部脱贫。

气氛也变了。一种说法是，高考志愿填报数据需要保密，一些原本有合作意愿的省份，开始有了顾虑。再然后，李伟、戴冰清等人相继退休，宁夏的数据也接触不到了。后来，也曾有学者提出，想通过自己的层层关系重启项目，但从省里到县里，从官员到学生，他们再次遭到冷遇。

斯民教育也没能做起来。家长更信任能给出答案的咨询师，而不是AI。

负责公司运营的吴宇川提到，他们还面临着一个天然的壁垒。市面上的填报软件，一般是用过往的录取数据，推测录取概率。但数据掌握在官方手里，到填报志愿前才不紧不慢地公开，没有机构能提前获取。短短几天，要把数据录入系统，接着匹配、校对、调试，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中途还有一些波折，曾经，有一家公司希望斯民教育开发一套高中选课系统。项目弄了一半，“双减”来了。

一位老师提醒人在美国的叶晓阳，他可能不太了解，中国的高考咨询市场已经鱼龙混杂，“人们不太相信还有人在做非商业性的努力了”。

此后，团队成员的人生线各自延伸开去。2024年6月，叶晓阳和另一位成员刘静，把保存下来的所有工作材料，都交给了南方周末记者。

材料包括小册子、班主任激励方案、给考生的信和至少13046条聊天信息。由于电脑故障，只剩下一份2017年接受一对一干预的不完整名单，上面是347位考生家长的电话。这一年，宁夏高考报名人数69233人，只比2016年多了114人。

这也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完整的样本了。2018年开始，随着公司成立，项目辅导转为免费提供斯民教育的AI系统服务，没有对参与学生的具体数据做统计。

南方周末记者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联系2017年的家长们，想通过他们，联系到当年那批平均获得了20多分加分效应的考生。

在通信公司暂停号码通话服务前，347位家长中，105位不回短信，100位没打通电话，34个空号，27位挂了电话，14位坚称没有咨询过北大老师，5位认为是诈骗，3位接通电话后，开始了毫无征兆的辱骂。

有一位家长，曾在QQ上和孩子一起咨询，看到当年的聊天记录后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却又删除了记者。

14位家长态度友好，表示可以问问孩子。

14个孩子里，很多人都忘记了“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其实他们回想起很多事儿，查成绩、挑学校、选专业，但并不记得中间出现过北大老师。之所以愿意聊聊，是出于礼貌和善意，不少人在结束后还会不经意地提到，聊天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仍然觉得这是一个新型诈骗电话。

如果被干预过的人都记不得，那有什么能证明这件事存在过？

还好，真正记得被“轻轻推了一把”的，有6.5个人。包括顾小敏、朱泽安、马丽娜，一位在西安读研的女孩，一位正在考研的女孩，还有一位回银川当老师的女孩，几年前看到媒体报道叶晓阳，主动找到了他。

陈洪涛只记得“一半”。2024年7月的一个夜晚，他兴奋地讲述，2017年6月底，一位北大的老师，是如何在学校办公室里，给他的志愿表提了建议。

但真实情况是，“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的一对一咨询是线上的。甚至，团队2017年都没到宁夏，他们在昆明滇池边的酒店里，一边忙着宁夏的项目，一边还在给云南各地的中学校长发放志愿填报材料。

陈洪涛的记忆出错了。

后来，南方周末记者又从至少13046条聊天信息中，翻到这几位考生的咨询记录。记录中，18岁那年的他们，每个人都在拼劲全力地活。



2017年6月26日，一名考生的志愿计划表。（受访者/图）

光明的未来

“青春真的很宝贵，也要尽可能为自己活一下。”

回到陈洪涛、顾小敏和朱泽安的故事吧。

陈洪涛的确咨询过。我们在聊天记录中找到了这个城中村孩子的提问：“成绩中等，为了去北京，降低院校等级或专业厚度，但本人又无任何背景，是否可取，请指导。”

客服告诉他，能到大城市当然好，但会有风险，未来如果回到中小城市，可能会因为不习惯不同的文化氛围，需要调整心态。

陈洪涛回答，他做好破釜沉舟的准备了，这位刚成年的孩子，对那位没见过面的客服说，他的人生信条就是，让周围人活着有梦想、幸福和有尊严。

客服鼓励他，享受大学生活，锻炼身体，“青春真的很宝贵，也要尽可能为自己活一下”。

这位客服很可能是刘静，她曾是北大的一位辅导员，最近正在申请博士。

陈洪涛被北京化工大学录取了，他遵循了建议，练出了漂亮的肱二头肌。由于分数不够，专业调剂到物流管理。

毕业时，他面对的情况是，疫情、人口生育率下降，舍友们聊天，觉得这个趋势会持续很久，考公可能是最好的出路。结果，陈洪涛发现，物流管理实在太难考公务员了，“全宁夏只有四个岗位”。

幸好，他考上了北京的。

现在，他把专业比作人生的斜率，有的专业，能让人在一开始获得一个很高的斜率，就能在很短时间内走到更高的位置，而有的专业，“你只能慢慢爬”。

现存的聊天记录中找不到顾小敏的。干预似乎在她身上没有太多痕迹，本科之后，她的路都是一个人走的，包括研究生的专业选择，也是去姨父的家庭养殖场帮忙时，觉得兽医是一个能吃饱饭的就业方向。

让人有些心酸的，还有另一类学生。轻推理论想让人做出一个好选择，但总有一些因素在阻拦着人，哪怕你拥有了最优选择。

朱泽安高考全自治区排名396，咨询叶晓阳后，录取到西安交大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如果这条轨迹一直走，到他2021年毕业时，那个运用工程技术手段研究人体健康的专业，应该会让他找到不错的工作，足够让照料患病姐姐的家人，松一口气。

可是，他有一颗敏感又脆弱的心。他原本的名字中有一个“翔”字，寓意美好，但当时的互联网流行语用“翔”指代大便。每次舍友说到“翔”，朱泽安都认为是在侮辱自己。为了避开这个环境，他改名，转专业，到了被称为“四大天坑”之一的材料学。

接受采访的2024年夏天，朱泽安硕士毕业了。他一直不喜欢材料学，实验材料都挺危险，但他能吃苦，所以也不讨厌。原本计划读博的他，想了想父母和姐姐，决定进一家国企做研究。

我们还找到了另一位女生，盐池高级中学的马丽娜，曾经想读心理学的女孩。马丽娜在乡镇上小学，到县城念中学，她的家也从乡镇搬到县城。学校在哪，家就在哪，考大学时，她的父母有了计划，下一步要把家搬到银川，女儿分数正好超一本线，可以上宁夏大学。

但她想去的是郁郁葱葱的南方。

为了去南方，她考虑报几个不错的二本学校，被杨晋劝住了。之后，她又想“冲”黑龙江大学，用江西理工保底。杨晋发现，前者在宁夏招生时间段分数虚高，而后者此前在宁夏没有录取记录，不适合保底，建议她可以“冲”四川师范大学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报志愿时，母亲在一旁盯着，马丽娜先把宁夏大学放第一个，母亲走后，马上删掉。

后来，她被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林学专业录取，到了南方。等到本科快毕业要考研时，饭桌上，父亲又严肃地说到这事儿，这一次，马丽娜不得不准备宁夏大学的研究生考试。

她又回到了银川。

当年，团队精心设计一套干预方法，是为了不走张雪峰式的路线。但是，这些孩子们长大之后，都走向了“张雪峰”。一位学生让南方周末记者转告团队成员，如果以后还去宁夏，可以学一学张雪峰，直接告诉学生要填哪个专业。

我们也看看张雪峰是如何建议的吧。

2024年秋天，看了他2020年视频的人，也该毕业了。那一年，张雪峰提醒考生，建筑学就业前景非常不错。他用了一个标题：《别看土木和建筑不一样，但在房地产行业，一样赚钱》。此后4年，经济下行、房地产行业萎缩，建筑学、土木工程等专业录取分数一路走低，到了2020级毕业的夏天，“武汉大学建筑系23级只剩4人”的消息冲上热搜。不过，该系老师辟谣，网传消息不实，也未统计中英班的情况。



2020年7月13日，张雪峰的视频。（视频截图）

不合时宜的人

在各自的人生线上，他们不时有着莫名的、微小的坚持。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结束后，还发生了很多事。

项目的终结让团队中萌生了两种情绪，一种是对环境的失望，越来越少教育部门敢承接志愿干预项目了——依旧是那个老问题，干预的结果好，皆大欢喜，但万一不好呢？

另一种情绪，是洞悉了环境中真正掌握资源的是谁，一个北大人应该做的，是影响政府，帮助资源实现更有效的配置。

一位成员总结说，老丁搭建了一个松散的共同体，参加过项目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基础教育，尤其是高考。在各自的人生线上，他们不时有着莫名的、微小的坚持。

2021年8月22日，胡续冬在办公室里去世了，47岁。这件事对叶晓阳影响很大。这位如今在西雅图大厂，为提高上百万员工的绩效而努力打工的经济学家，由此萌生了重启“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的念头。他开始在每年6月，隔着15个小时时差，为高考生做公益直播，延续那件“为100万中国考生填报志愿”的小事儿。

吴宇川会去中学给生涯规划老师们上课，继续传播“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的理念。

卸去副校长职务的李伟，兼职不少社会学术团体的负责人。他现在是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最近刚带团到国外学术交流。他得知南方周末记者想重访当年的校长和老师，热情地表示会帮忙联系那些老朋友。

而他的老朋友戴冰清，退休后离开了银川，衰老、疾病、照护老伴、养育孙辈，让这位曾经的开明官员没空回忆任何与项目相关的细节，她说，和工作有关的事，都忘了。

杨晋先去企业做了几年培训，他说，这是拿自己做实验，证明“博士到了企业，研究的东西用不上，没法大展拳脚”。如今，他是北京科技大学的特聘副教授。

不久前，杨晋到北京海淀区一所高中做分享，这些孩子马上要面临新高考的选科。他惊讶地发现，哪怕在以“卷”出名的海淀，信息差都是存在的。

他让学生们聊一聊，如果AI持续发展，哪些行业、专业可能会消失？一些主流报告认为，软件工程师、编剧都是有极大概率会被替代的，而蓝领职业相反——这和学生们的认知截然不同。

到明年，宁夏也要实施新高考了。这意味着，高考结束后，他们或许要填80个志愿。如果海淀的学生都没啥规划，宁夏的学生准备好了吗？

“我现在开始怀疑，他们真的能想明白吗？如果一个城里的孩子，见过世面，跟着家长去过很多地方，那么他可能知道，我将来想成为一个作家或者科学家。但要问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在高中里只学6科，甚至连体育课都不一定参加的人，喜欢什么，将来想要做什么，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残酷了？”在这个维度上，杨晋重新思考当年的“雪中送炭”。

丁延庆停了他200万粉丝的抖音账号，又变回一个普通的北大副教授。

关于项目终止，团队的大部分成员都认为，作为一个研究来讲，它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还解决了教育经济学领域一些悬置的问题。比如高考复读到底有没有用，答案是，高分学生复读不易有效。经费投入对于提升教育质量有没有帮助？答案是，对提高一本率和平均分有用，但对于增加考上名校的学生数量和提高二本率，没有帮助。

而那个为100万中国考生填报志愿的理想呢，为什么不坚持下去？之前每次聊到，老丁都笑嘻嘻地说，他没啥执行力，做不动啦。又一次，南方周末记者问，会不会是和各地教育部门的接触受挫了。

“可能有的吧。”他回答，“可能我们都是不合时宜的人了”。



2024年7月21日，北京，国家植物园内，高仁山墓。（南方周末记者苏有鹏/图）

尾声

时间像是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环。

2024年7月的一个下午，丁延庆在智华楼有一场讲座，依然和志愿填报相关。教室外，学生和家长们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挤进北大校园，烈日当头，人们大汗淋漓，但一脸兴高采烈。

讲座前的上午，丁延庆向南方周末记者说起自己的一位高中同学，外号“大仙儿”。

那还是1980年代，高考，就是要跳出农门，阶层跃迁。

“大仙儿”是班上最刻苦的那个人。他知道自己考不上，制定了5年复读计划，每年进步一点点，争取在第五年考上“梦中情校”，白城师范高等专科。每晚10点30分，教室熄灯，“大仙儿”偷偷藏在教室，等看楼的人走了，他掏出一根几米长的灯线、一个灯泡，用档案袋代替灯罩，又继续看书。

这种刻苦，时至今日，丁延庆都难以理解，“那时高考录取率只有20%，大家明明知道希望不大，但还是那么用功”。

但“大仙儿”没走完五年计划，第三年，他坚持不下去了，去读了电大。

智华楼的讲座结束了，一位海淀的家长忍不住追着问：“丁老师，我家是个男孩，适合学什么专业？”——那一刻，丁延庆像回到了多年前的宁夏，时间像是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环，循环往复。

关于宁夏的回忆，杨晋还有最后一个小小的遗憾。

这个故事，叶晓阳讲过很多次。2016年6月，结束咨询后，成员们到酒店附近一家饭馆吃饭，服务员是两个高三女孩，戴着头巾，回族。上菜时，大家随口问了女孩们的志愿，她俩没上二本线，等着报三本和专科，叶晓阳建议，女孩们是少数民族，完全可以填一个预科，多上一年学，有好得多的机会进入本科院校。志愿系统还有5个小时关闭，大家催促着她们快回去填志愿。

杨晋那天忙着做咨询，没去，“要不然，我就能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这个故事了”。

我们试图寻找这两位女孩，想知道她们的“未来”。大家给了几个模糊的名称，互联网上，没有这些餐馆的任何信息。

一切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2024年6月8日，宁夏银川某中学，考生走出考场，当日，宁夏高考结束。图文无关。（视觉中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