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债务高 债息币值物价三重夹击经济更为头痛

埃及公共债务规模庞大，长期被视为经济最大弱点之一。但从国际货币基金公布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毛额（GDP）比率来看，埃及却非全球负债最严重国家；专家认为：「债务利息支出沉重、货币频繁贬值、物价居高不下的低成长循环」才是问题症结点。

埃及媒体「麦斯拉维」（Masrawy）8月底引述国际货币基金（IMF）截至今年4月资料指出，埃及政府债务约占GDP的87%，全球排名第27。日本以204.4%居首；新加坡171.9%居次；苏丹以169.1%居第3；巴林以152.4%列第4。西方大国中的美国约125.8%、法国118.4%、英国103.6%。 报导另说，相较其他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突尼斯约84.9%、约旦81.8%、摩洛哥约65.8%、阿尔及利亚59.2%；而部分海湾产油国的负债率则明显较低：科威特为22.3%，阿联为31.4%，沙乌地阿拉伯为32.1%，阿曼王国为32.7%，卡达为43.3%。

曾任职于欧洲某银行埃及办事处的金融顾问胡珊（Hossam）告诉中央社记者，单纯以「债务占GDP比率」来分析，埃及并非全球债务最危险的国家；但埃及更大的困境在于，个人均所得相对较低、外汇收入有限、货币曾大幅贬值且变动多，却背负GDP占比极大的政府债务，同时还必须支付庞大的利息和偿还外债。

换言之，埃及虽然并非全世界最会借钱的国家，但埃及既缺乏如海湾地区产油国拥有庞大的能源收入，也非似日本、新加坡等高所得国家拥有高融资能力。因此，以同样的87%高债务比来看，对埃及经济造成的压力，可能远高于其他部分高所得国家。

此外，胡珊还提及，埃及政府目前最大的财政压力之一是债务利息，而非债务总额。埃及中央银行现行隔夜存款利率为19%、贷款利率20%，仍处高位，这代表埃及政府为筹措资金所付出的成本极高。

担任埃及一家建筑设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的阿里（Ali）则向中央社表示，埃及今天的债务危机具有长期历史背景，且埃及的主要外汇收入皆深受国际局势变动而影响，如观光、苏伊士运河收入、侨民汇款、及外国投资。

阿里进一步解释，2011年埃及爆发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革命后，政治与社会局势动荡，以观光、侨汇和外国投资为主的外汇收入一一受到重创，政府财政赤字逐渐扩大。2013年政治局势逐渐稳定后，政府又开始大力推动道路、桥梁、能源、港口及新行政首都等大型基础建设，加速累积庞大建设资金需求背后的债务负担。

埃及政府2016年接受IMF的120亿美元贷款计划，并让埃镑大幅贬值后，外债占比即开始明显增加。接著2020年爆发的COVID-19疫情让埃及观光业惨淡数年；2022年的俄乌战争进一步推高埃及进口粮食与能源价格，且外资又撤出埃及债券市场；2023年加萨战争及红海航运危机，更让苏伊士运河通行费收入及观光业面临新压力。

埃镑过去数年受币值大幅贬值影响，使得大量的进口食品、药品、汽车、电子产品及工业原料价格上涨；政府又同时依照IMF改革要求逐步削减燃料和电力等补贴，使得上调的能源价格又透过运输与生产成本转嫁到其他商品，节节升高的物价使得埃及民众的生活痛苦指数也不断增加。

埃及「金字塔报」」（Al Ahram）8月一篇报导曾指出，IMF预期埃及公共债务未来可逐步下降，预计到2030/31年度可降至70.8%。

阿里认为，真正的考验不只是能否把87%降到70%，而是能否在降低债务的同时仍能维持经济成长，让民众实质所得成长速度重新超过物价。否则埃及仍可能长期陷入「债务下降有限、利息支出沉重、货币频繁贬值、物价居高不下」的低成长循环。

阿里说：「对人口超过1亿的埃及来说，这才是比全球债务排名更迫切的经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