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争议声中下调烈酒税,能助"夜经济"再次起飞吗

2024-10-21 11:00来源:未知



香港在争议声中下调烈酒税,能助"夜经济"再次起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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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香港特首李家超本月早些时候发表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在各界争议声中出台下调烈酒率政策。

此举被指意在重振香港的“夜生活”,拉动后疫情和《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恢复乏力的本地经济。酒吧从业者认为调整和预期有落差,医学界则批评此举有损公共健康。烈酒税下调的效果仍有待观察。

过去,香港政府对酒精浓度高于30%的烈酒征收100%重税,一直为全球最高。如今,当局宣布改行双层税制——以进口价200港币(约26美元)为分界,低于这一价格的烈酒税率维持不变,仍为100%;高于此价的烈酒,超过200港币的部分,税率则减九成,只要付10%。

这不是港府第一次减免酒税。 2008年,香港取消征收所有葡萄酒税,成为亚洲首个葡萄酒免税港。2023年,香港葡萄酒进口货值比免税前的2007年增加375%。李家超说,下调烈酒税旨在复制2008年取消红酒税的成功经验,刺激市场消费。

酒吧及饮食业界是香港受疫情打击最为严重的行业之一。根据政府统计处数字,今年第二季酒吧总收益接近3.4亿港币,比2019年同期跌约25%。但减烈酒税真能重新振兴香港夜生活吗? 2008年豁免红酒税后的贸易荣景,能够重现吗?


BBC中文采访多位业界人士、酒吧东主和医生学者,了解各界如何看待该政策和未来。

酒商:与期望有落差

港府宣布减烈酒税并非突然。早在今年1月,立法会议员李浩然已经建议政府宽减酒税对市场“放水”。而自9月开始,多个党派、酒商及商会代表共同召开记者会,期望政府减酒税刺激夜生活。当时有消息传言,政府内部反应正面。



之前,新烈酒税制出台,进口价格200港币以下的烈酒仍要收100%税。


业界磨拳擦掌,静待减税结果。香港酒业总商会创会会长苏又萍对BBC中文表示,她当时建议政府将烈酒税减至20%,“我们希望可以同澳门看齐。”目前,澳门对烈酒征收10%从价税,以及每公升20元澳门元的从量税。

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隽永曾形容,酒吧业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施政报告发表前夕,他向BBC中文说只要政府一撤税,市场开放、竞争变大,不管减多少,酒吧业肯定会得益。“假设我们拿到的酒税是零,我们就便宜了一半,我们可以省一半钱来交租或出粮。”

然而,政府最后决定实行双层税制,进口价200港币以上的烈酒才算是受惠,让业界换来一个期望落差。在香港拥有16家门店的伟成洋酒总经理文德荣对BBC中文说:“门槛太高了。”

文德荣在新制出台后的下午忙着和业界开会,又要和客户解释,“(政府)讲就好像是烈酒税大减九成,但其实实质有一点误导。”

他强调,目前进口价格200港币以下的烈酒仍要收100%税。以他公司为例,烈酒买卖占整体生意四成,而200港币或以下价位的烈酒就占了其中的七成。根据香港海关数据,现时市面上85%烈酒均属于进口价200港币或以下。


文德荣举例,一瓶进口价为300港币的酒,新制下的税率是210元,所以入口总成本已是510元。再加上批发、零售商从中赚取利润,卖到客户手里都差不多要800元。所以真正受政策优惠到的,只有“平时起码都拿得出一千元来消费的那些人。”但他说,这类消费贵价酒的客户占比不到两成。

他说,酒商深受过去疫情限聚令打击,相比零售“最猛的时候” 生意跌了两成。他一直盼着熬过疫情“应该会有曙光”,但没料到疫情后的生意还要跌两成。



香港的酒吧是新冠疫情期间受打击最大的行业之一。

游客和本地人的消费模式改变是主因:游客不想花钱,港人北上消费、出国旅游。 “我们主力做酒的生意,第一就是聚会、出去吃饭、送礼,但消费者都不在香港吃饭,没有需要在香港买酒,”文德荣形容,酒商跟餐饮业都有着连带关系,“如果餐饮业下跌,我们都是一样、都是一起下跌的。”


他说说,目前店内销量最好的烈酒零售价大都介乎400至1000元之间。他原本期待成本降低后,市民可以用同等的价钱享受优质酒,同时带动游客来港购买优质产品,但现在“我们面对一个更尴尬的情况。”

“你现在在我店里去看到的那些酒,如果标价是低于800元,应该就没有空间减了。”

酒吧东主:对酒吧实际帮助“近乎零”



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隽永曾形容,酒吧业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林一(化名)在上环荷里活道经营酒吧将近15年。他对BBC中文说,疫情过后,他见证不少老牌酒吧倒闭,开始思考如何重新定位酒吧。他想到几个要点:首先酒的质素要好,人们来到会聊天“make friends”(交友),音乐不要太猛、灯光也不能太闪。

最后,他和生意伙伴决定以高质鸡尾酒作定位,“我们其实不是说要赚到你尽,我们是真的想你们喝得开心。”许多鸡尾酒的基酒都属于烈酒。目前,烈酒占林一酒吧来货比例超过一半。不过,当中大部份享受不到新税制优惠。

“基本上酒吧的house liquor(自酿酒),例如gin tonic(金汤力)、vodka tonic(伏特加汤力)之类的基本酒底,到酒吧来货价都是100多港币,”林一说,那么供应商的进口价甚至可能低于100港币。至于像是贵价威士忌和龙味兰酒等相对顶级一点的烈酒,则占整体生意额不到一成,形容新税对其酒吧的实际帮助“近乎零”。

BBC中文了解到,业界均期待政府未来会有“第二轮”减税。但林一怀疑减税对振兴酒吧业的作用。

林一分析说,在香港开店,最大支出是租金和人工。他粗略地算了一下,像他自己酒吧的租金一个月就高达6万元,酒成本也要6万以上,再加上灯油火蜡、人工开支,一个月总共要支出约20万。他大胆假设,尽管政府减税后能让买酒成本节省一万,“但是每一个月你照样要给18、19万,怎么维持呢?”




2020年3月,冷清的香港苏豪酒吧区。

他觉得,如果光想靠着减酒税就能救活酒吧,“有点自欺欺人”。

而更重要的是,他相信做生意讲的是一个供求关系。酒税减了,受惠者率先是批发商、供应商,但优惠会不会落到酒吧甚至消费者,那就要看每一层人的决定。

“我们自己也有去旅行,看到免税店卖的那些酒的价钱,有时候还比我们进货的价钱贵、有时却便宜,但免税店理应没有酒税,所以我觉得他们是看需求。”


需求多了,价钱自然水涨船高。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隽永也认为小市民能否得益,要看酒吧老板想不想“与民为乐”。

医学界: 控烟做得好,为何又减酒税?

虽然新措施作用不大,但苏又萍肯定政府的做法,“因为肯走出第一步”。她解释,其实商会早在2018年已向政府提议减免烈酒税,但一直都不被接纳,而不成功的原因“都是一个”,“就是医护怕影响到香港市民的健康。”

文德荣也同意,认为政府减税与否的最大阻力,是医学界对“烈酒的饮酒文化不太了解”。



酒税减了,受惠者率先是批发商、供应商,但优惠会不会落到酒吧甚至消费者,要看每一层人的决定。

在施政报告发表前,来自医疗卫生界别人士连番发出声明及联署,强烈反对政府减烈酒税。卫生署前助理署长程卓端在《南华早报》撰文,质疑业界提倡“适量饮酒”的理念难以令人信服,又指出如交通意外、性暴力等社会问题与酒精之间的联系,往往受社会低估或忽视。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临床助理教授全剑超认为,香港与其他地方在控酒做法上“有点不一致”,“越来越多人会意识到酒精的危害......尤其在西方国家,年轻一代与其他几代人相比,少了很多抽烟和喝酒的习惯……”

不过他认为,港府减税目的不一定是要鼓励更多人喝酒,“你知道,这显然是关于交易”。

回看2008年,香港取消征收葡萄酒税减免政策,诚然是经济重挫下的刺激产物。


2003年沙士(SARS)袭港,重创香港经济,创下高达8.7%失业率的纪录。唐英年在此背景下出任财政司司长,他表示为提高市民的消费意欲,在2007年预算案中提出将原本80%的红酒税减半。至翌年,曾俊华接任后就直接取消红酒税。



在施政报告发表前,来自医疗卫生界别人士连番发出声明及联署,强烈反对政府减烈酒税。

“我们确实知道,较低的价格会导致更多的消费和更多的伤害,”全剑超说,“我看不到(减税有)任何公共健康益处。”

“其实所有这些饮酒、吸烟等都是致癌物,当然不是说他们(商界)不好,他们只是谋生,但他们要知道他们在卖的产品是第一级致癌物,”香港大学护理学院教授王文炳说。


根据香港医务卫生局今年七月回答议员质询的文件,显示香港每年有2000至2600人因与酒精有关的疾病或损伤而住院。

2022年,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布一份有关“酒税对公共健康影响”研究,研究以2018年香港估有616名病人因酒精造成死亡为计,结论得出如果税率回升至2008年前水平,并且转移至消费者,则将可以减少死亡达4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五月,立法会才三读通过加烟税以降低吸烟率,令加税后每包烟的平均零售价升至93.68港元。外界质疑减烈酒税与公共卫生政策背道而驰。身为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委员的王文炳也表示不理解,“其实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控烟)做得很好,我们在控酒方面有这么大的开放呢?”

“夜生活”还能回来吗?

摩西(Moses)有着近六年调酒师的经验,在疫情后期,他转到苏豪区一间顶尖鸡尾酒吧工作。烈酒是他工作必然会用到的酒,但因为他这类酒吧“是做quality,不是quantity”,摩西说只要是需要的酒、适合的酒就会用,价钱不是主要的考量。


不过他认为,政府减烈酒税对酒吧业界来说算是好事,只不过长远成效不大,“因为最治本方法是吸引不同人夜出消费”。

十月初,适逢中国长假期,加上工作的酒吧曾入围亚洲50大酒吧,一直都受游客欢迎,每晚爆满。但他也强调他们只是个例,不少在兰桂坊、九龙区的酒吧都仍在挣扎,“现在市道的问题是,人都不出来了。”

摩西觉得原因有两个:第一是香港没地方可以消费了,第二是香港人的生活模式早被疫情改变——这也连带改变了香港饮酒模式。

林一也觉得,对于特意外出消费的客人来说,他们并不会太在意价钱的变化,反而重点是当他们出了门,他们拿不拿得到“想要的东西”——而现在香港却好像给不到。



林一目前移居英国。今年四月,他回过香港一次,“ 我们照样继续去蒲(到酒吧消遣),蒲到三、四点。”他感觉香港夜晚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他回忆自己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九点多,走在兰桂坊的主街上人流稀薄,酒吧的店员拿着菜单在门口招客人,“像去了芭堤雅旅游大街”。

“以前总之所有地方都是满的,你很少看到酒吧是没有人或者质素是很差的,你想选一些什么(吃的), 有美国的、日本的、黎巴嫩菜、法国菜,餐厅都是齐的,人家吃完东西就自然会继续在那里喝酒,”他总结,以前的人是会消费的。

“但是(现在)我们在街上等坐的士等半个小时都没有,你想想全部这些,根本整个城市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城市了 。 ”

一个城市的夜生活反映出它的活力,港府虽然在疫情后大推夜缤纷和盛事经济。但在林一看,那些活动都好像只在追求数字和画面, “不管那个活动的质素是怎样,最后留给别人的想法和收获是怎样, 总之把一些人聚到同一个地方,然后就觉得那件事已经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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