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的重点中学，教摇滚25年
今年48岁的老温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书，他是一名历史老师，也做过超过二十年的班主任。在校园里，大家通常喊他“李老师”，而在网上，他是 Vincent80，老温这个绰号便来源于此，很长时间，他是西祠胡同论坛“大西洋驿站”音乐板块的版主。
两个身份的交叉，是老温从2000年开讲、持续至今的摇滚乐选修课。摇滚课的开篇有固定的两个元素：一是唐·麦克莱恩的Vincent（《文森特》），和老温重名，二是乔治·迈克尔的Listen Without Prejudice（《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这是老温希望摇滚课能传达出的理念。
老温成长于80年代，保送上了师范大学，后来顺理成章当了老师，每年拍毕业照，他都要穿上一件印有切·格瓦拉大头照的衣服坐在第一排。其实，他更喜欢早年接受采访时的一张照片——他手握吉他站在讲台上，背后是用英文写出来的摇滚发展历程，尽管英文不是他写的，照片也是摆拍，但情是真的。老温说，这是一张分量足够放在他追思会上的图片。
五月初，我走进了老温的摇滚课堂。初夏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到来上课的28个学生中，有人在发呆，有人在画画，有人在写作业，还有6个人先后趴桌子睡觉，又被音乐唤醒。
下课后，我问老温，摇滚乐能如何改变这些孩子？他说，可能并没有什么改变。选修课的课时还是太少，他必须精挑细选，每首歌最后压缩到听几十秒甚至十几秒，一堂音乐通史上下来，可能没有什么能真正留在学生们的脑子里。对于摇滚乐中带有的爱、平等、反战，这个年纪的孩子们怕也不能完全理解。
近几年，像每个普通教师一样，老温也感受到压力，人到中年，日常事务庞杂，能够投入教学的精力日渐捉襟见肘。在选修课越开越多的今天，学生们的选择却似乎没有增加，那些来选摇滚课的孩子，比20年前的学生们要牺牲更多的补习时间。
最近几年，老温不再担任班主任，他感受到，也许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远去了。
但他教过的学生在这些年里持续回馈着他。有很多人在毕业后仍和老温保持联系，每隔一阵，老温都能收到天南海北寄来的摇滚专辑和海报，也有人在毕业后继续选择了音乐，说唱歌手小老虎就是老温最早的学生之一；还有一个在北大读德语的孩子，刚刚收获了平生作为职业乐手的第一单。
老温觉得，上摇滚课就像播种，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
以下是老温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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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摇滚选修课的正式名字是《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今年已经开到了第25个年头。
2000年是摇滚课诞生的那一年，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证书、项目、评优的说法，只是学校发下来通知，鼓励老师们开设选修课，大家都可以报名试试。我那时参加工作刚两年，年轻气盛，天天穿约翰·列侬等各路摇滚T恤，脑子一热，就报了自己要教摇滚。一轮评估结束，批下来了三门选修课，我的摇滚课就位列其中。
现在想想，当时我的报名其实有点不合时宜，三门选修课里另外两门，一位是资深物理教师兼校领导开的物理课，另一位是外交官夫人，开设的美国文化。我一个愣头儿青，带着一门《摇滚乐文化》夹在两位老教师之间，有点儿突兀。但我估计当时其他老师都对“选修课”还没有概念，也没多少人去报，说不定当时的评估机制只是走走流程，只要报名了，都能批下来。
不管怎么样，我完全是出于热爱才要教摇滚的，既然申报成功，那就干起来。那时候我们写教学大纲，也不像现在要准备这么多材料，几个办公室就只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我好不容易抢到，用一张3.5寸的软盘，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文档，就这么交给了教学处。
正式开课前，我还稀里糊涂被叫去给全年级开了个试听课。当时应该就是简单按时间把乐队罗列了一下，毕竟我还是个历史老师，但除此之外，可能连音乐类型都没有区分，我就是把我觉得最好的都摆出来了。
最开始上摇滚课的几年，我一直用的是Word文档，列一个表格，左边是专辑封面，右边是介绍和一些经典曲目。当时教室的投影长得还像个小电视机，挂在铁皮箱子里，每节课我就拿着这个文档给大家捋。那时候也没有手提电脑，为了给大家放歌，我就背着一书包自己的磁带，手里拎着录音机去上课。后来教室电脑有光驱了，但那时候新技术时灵时不灵，CD有时候放不出来，为了保险，我还是背着大书包，拎着录音机去上课。最早一批学生对我的印象，基本都是背着大黑包，穿着乐队T恤走在校园里。
大概这么过了5年，课上一个小孩儿跟我说，老师，您可以做超链接，我吃惊，还能这么搞？后来我学会了，才结束了背CD、磁带上课的体力活儿。那个学生，现在也毫不意外，是个大厂码农。
大概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开始琢磨这个课程到底该怎么上，最后算是遵循了西方现代音乐史的脉络，以“爵士轻音”为例，先上溯到新航路开辟和三角贸易，再从南北战争、种族隔离、黑人民权运动说开去，将布鲁斯、拉格泰姆、布基乌基和迪克西兰等音乐类型穿插其中，最后落在新奥尔良爵士，这是爵士乐最早的篇章。
后面就到了摇滚乐的诞生。但我不会一上来就讲猫王，我会从偷袭珍珠港开始，讲战后美国经济繁荣、婴儿潮、垮掉的一代，还有玛丽莲·梦露、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还有诺曼·梅勒、塞林格、赫伯特·马尔库塞……这些都是摇滚乐诞生的大时代背景。
交待完50、60年代摇滚乐的诞生，我又会讲英伦入侵，再到70、80年代朋克、雷鬼、金属等等，都会结合诸如越战之类的相关历史事件作为时代背景，很多PPT页面都是我直接从历史课件上复制过来的，然后是与近现代科技史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电子音乐史，再到最后一讲回到根源的蓝调专题……课程设置上，我有一点私心，一个是我跳过了鲍勃·迪伦的专题，因为挚爱，不舍得讲；另外一个，就是排在最前面的校园民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也和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最为紧密。
我只给一支乐队做了专题——披头士和英伦入侵。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在利物浦这一座城市里，居然一下跳出来4个留着拖把头的顽皮男孩儿，引领了60年代的流行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整整一代青年人以摇滚乐为精神信仰，形成了独立的世界观，改变了处世的态度，并以此完成了人格和精神气质的自我塑造——这个源头是可以在披头士这支乐队身上找到的。
粉丝举着The Beatles（披头士）的专辑《Abbey Road》图源视觉中国
说到底，我讲的其实还是历史，只不过聚焦的是一个青年文化勃兴的时代：伍德斯托克、嬉皮士、爱之夏，那个时代里的人是根据一种精神去做事的，他们有自己的理想、真诚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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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课最开始讲的那几年，我的课绝对是超前的，也是信息量巨大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在我的课上才第一次系统地了解摇滚乐，他们之前对此完全陌生。
很长一段时间，摇滚课都没有被特别关注过，也因此我的摇滚课和我的学生们都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由长大了。
开始上课，第一件事是关灯，这样才能专心听音乐。每节课的开头必然是一张名叫Listen Without Prejudice（《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我告诉学生们，这是我希望这堂课能传达给你们的信息。
上摇滚课的第一年，我碰上了一个孩子，她是其他人眼中的“不良少女”，总独来独往、不服管理，教育处经常约她谈话。最后他们也没办法了，知道她可能喜欢听摇滚乐，我又开了这么一门课，就过来找我帮忙，看能不能跟这个孩子聊聊。那一次，我跟她聊了很多摇滚相关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次聊完，这个女孩儿跟其他人说，这个学校居然还能有老师不古板，知道戴夫· 兰帕德。这是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我甚至还有一件他们的乐队T恤。
后来，这个孩子就能听进去我说的话。可能是我“自我感动”，但我觉得她对学校的态度也可能会就此改变了，她开始相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
说唱歌手小老虎也是我最早的毕业生，他的叛逆有时让老师头疼。但当时有男生淘气，故意把从女同学书包里掉出来的卫生巾贴在了墙上，很多人在那里围观、起哄，最后是他走过去给揭了下来扔到垃圾桶里，那一刻，我觉得他远比很多所谓的好学生正直且勇敢。有些人喜欢用简单的好或坏去评价衡量学生，其实有失公允，很多学生只是在青春期里表现的更叛逆一些，只要所做的事情不违法，没有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还是应该宽容。
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有个叫Woody的学生曾经在一节课后顺走了一张我的CD，他现在在巴黎，做着一份和音乐不相关的工作。另一个最近毕业的孩子，现在在北大学德语，我前几年录了一个和摇滚有关的专题节目，片头的电吉他全是他帮忙弹的，前两天他还挣到了人生第一单做乐手的钱。
还有一个我很看好的孩子叫绍聪，他当年读的是文科实验班，大学毕业后去做了记者，后来转行了。我们最近又联系上了，我跟他说，我原来一直很看好你，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在微信那边儿说，老师对不起，让您失望了，我说，不会，教你们那几年我特别开心，每一节课，你们都长更大一点，教室的空间被越挤越小，这也是成长的过程。我像导游一样把你们接过来，又带着你们转了一圈儿，在这个一生只有一次的高中三年看到了这么多全新的东西，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
一些学生去到了国外读书，他们就从天南海北给我带专辑、海报，原先我办公室里都贴了很多。
相对年轻时的老温
我们现在选修课的容量一般是20-30人，一学期差不多15、16节课。我记得最多一年，一个年级报名摇滚课快250人，我特别骄傲，但也真是没办法，只能按成绩单往下拉，最后满额收了40个。今年是29个人。我知道，有一部分学生也还是冲着这堂课没有作业和考试，还能听着歌儿写其他的作业来的。比如最近要期中考试了，有的孩子就在下面放一本作业写，但我也没说要去打断他们，我不是那种较劲的选修课老师。
这么些年里，我们学校的选修课逐渐从三门增加到十几门、二十几门，前几年一次精确统计是五十多门，这学期更是开了九十多门。说实话，只有三门选修的时候，摇滚课显得有点儿多余，但现在九十多门课，如果没有这样一门课，那又一定是有缺憾的。
我像是一块活化石。我们学校最早开设选修课的老师只有我硕果仅存，剩下两位老师都已经退休了。放眼全区甚至全市，估计我也是第一批开选修课的人。据说在别的中学，也曾有老师教摇滚或音乐鉴赏课，但大部分课程都没有坚持很久，最后经常是无疾而终。在25年的时间跨度里能够坚持下来从未中断的，即使放眼全国，我的存在估计也是独一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往后十年、二十年，只要没有太极端的事情发生，我希望自己还能在这里。
3
什么是摇滚乐？按照我的理解，摇滚乐的诞生和历史发展导致它就是要和时代息息相关的，如果没有这层关联，它就不是摇滚乐。袁越老师那本讲鲍勃·迪伦的书其实抓到了精髓，书名就叫《来自民间的叛逆》。
等摇滚乐进入中国，又是另一个新局面。外面是完整经历了乐队一张张发专辑，相当于循序渐进地发展、接受新的思潮，而我们是错过了六十年代，又错过了七十年代，然后在世纪末突然全部涌进来，这绝对是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
我出生于1975年年底，成长在80时代。用我现在历史老师的角度去看问题，我觉得那正好也是一个社会转型、文化开始走向高峰的时期，尤其8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知识的尊重，时代的宽松感都夹杂在里面。那时我作为一个中学生，也想尽办法去了解新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摇滚乐。
了解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去听电台，但电台不是随时都播的，也不会只放我想听的东西，所以能听到的摇滚也相当随机。另一个就是去中图找引进的外国音乐，大部分还是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很少。
中图门口有一批卖翻录磁带的人，价格还便宜，这就说到了真正普及摇滚乐的路径——买打口CD。对于卖打口的地方，我们专业一点儿的叫法是“窝点”，海淀有五道口的图书城，朝阳有女人街和天宇小商品批发市场，望京还有一个服装市场，我们平时都去这几个地方蹲打口CD。北京当时最牛的卖打口CD的“窝点”有两家，一家是叶氏兄弟开在五道口的图书城里，一家是付老板的店中店，外面是卖百货的，里面嵌套着一个音像店，要摸进去才能找到。
当大部分人还在卖打口的时候，他那里已经可以摸到原盘了。每个星期二是店里新货集中到店开箱的日子，一件件货到了都不拆，直接放在地上，大家凭手速抢。
1994年，我进入首都师范大学读历史。在这四年里，我认识了几位好兄弟，我大学开始弹吉他，就是其中一个教我入门的。师范生当时一个月的补助是差不多60块钱，一张CD卖15块，尖儿货更贵，几十甚至上百，我们经常买完之后，剩下半个月只吃食堂最便宜的菜，碰到实在手头紧的时候，饿意上来了，就干脆忍过去。但一直饿也不是事儿，到真的撑不下去了，我跟那个教我弹吉他的朋友一合计，干脆卖打口CD。
货其实特别好进，我们平时自己就买得多，逐渐就和各种贩子们熟悉起来。石头就是和我们接触很多的一个二道贩子，北漂的画家，住在海淀的村里。去他那里买打口CD，要坐很久的公交，再下来步行进村。第一次去买的时候，石头在公交站接我们，走了很久，我问，要到了没有？他在前面闷头走，“过了下个弯儿就到了”，半小时过去了，又半小时过去了，终于到了他租下来的民房，挺大一个屋，放着一堆堆的打口CD。
后面我和同学做出了规模，打口CD的进货价一张5块，我俩每次都进1500块钱的货。当时CD进货是25张能装一条长盒子，我俩各背6条，书包塞得鼓鼓囊囊的，那时候也和石头混熟了，他就蹬三轮把我俩送到公交站。每次去进货，我俩都是现场就把最好的留给自己，不卖。等返回学校，再给朋友和熟客们留一些。我们那一届有个后来去做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朋友，出手很阔绰，一来就是整条25张直接买，我们会专门留意他爱听的，给他“配货”。
挑完两轮后，剩下的我们就拿去食堂门口摆摊，一来一回出手就是每张10块。当时有一个说法，就说区分摇滚和通俗流行专辑的方法就是看封面印的是大头还是看不懂的插画，大头是流行，没大头的才是摇滚。英国有一个威猛乐队，主唱乔治·迈克尔，其实这哥们儿长得很帅，但他希望人们只根据音乐来评价他，而不把自己的形象放在封面上。我们当时进了这张专辑，一张都没卖出去。后来，专辑里面的内页拉页有他的帅照，我们剪下来插到封面的最外面，首师大的女孩儿们一下就买光了。一看有钱了，我俩也不去食堂吃，拿着刚捂热的钱去门口的馆子吃牛肉面。
因为卖打口CD真的赚钱，后来我俩熟能生巧，甚至能根据打的口子粗细对CD进行修复。每次进货的时候，石头会给我们一点垫片和配件，我俩就回来对着蜡烛，拿改锥或者美工刀撅开磁带盒，再剪掉打口不齐的部分，这样听着就不呲啦。还有一种是扎眼儿盘，因为都是一摞摞地扎眼儿，那个孔周围不平，毁光驱。我俩就拿剪刀往里一插，来回这么划拉一圈，这个孔就被扩平了。这都是当时能拿得出手的技术，宿舍里其他人就这么看着我们在烛光下干活儿，还笑话我们是老太太穿针引线。
当然，我们也是一群酷爱历史的人，那时的首师大历史系是全国四大历史系之一，我的打口合伙人，是同学中最早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贡布里希那本《艺术的故事》的人，他拉着我专门去馆里看原版。其他人写书介绍《最后的晚餐》，都是只放一个画，只有贡布里希还专门附上了画着《最后的晚餐》壁画的修道院的一整面墙壁，他说这才是对的，看画是要放在整体的环境里去看，看阳光根据日头高低打下来的光影，看下面吃饭的人们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去看。后来，我们都成为了历史老师，现在我们几个大学时候的好兄弟每个假期都要小聚一次。
就是这十年买卖打口CD、听CD的过程，构成了我对摇滚最基本的理解。后来毕业、参加工作，不再卖了，但我继续买打口CD，一直买到了2000年左右，我对摇滚乐第一批的收藏，几乎全是这么来的。有一年，应该是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形势已经有点紧张，大家变成了流动式摆摊卖CD。在卖打口CD的摊子旁边，我还蹲在马路牙子上听过一个人弹吉他，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街头打赏之说，就是几个文化青年、发烧友，围坐在那里，旁边戳着几个酒瓶子，人家唱几首，也喝两口。
付老板、石头，还有很多人，其实是很值得被记住和纪念的一批人，在那些年里，是他们把最前沿的东西引给了我们。所谓“打口无罪，盗版有理”，大概就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来，付老板的店时有遭到举报，但一直都能开下去，我觉得中间存在一个达成共识的灰色地带。那些东西没有耗死他，反而到后面，他的店却比更小规模的打口店都关得要早。市场不行了，但我们经历过那个充满新奇的黄金年代。
之前讲到的威猛乐队主唱那哥们儿，他的Listen Without Prejudice那张专辑，我翻译成“听无偏见”，封面还是按那套不走大头照的风格，用了一张拍于1940年代的人山人海的老照片。“听无偏见”那个口号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上摇滚课的二十多年里，我的课件改过很多版，但《听无偏见》一直都是保留曲目，从来没被拿掉过。
Listen Without Prejudice（《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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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年这么教着，我发现一些以前能播放的歌在慢慢从平台上消失。
摇滚课上，一直有很多我个人的偏好和小设计，比如讲到约翰·列侬的时候，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社会活动家，他和妻子小野洋子出过一张名叫Two Virgins(《两个处子》)的专辑，封面是他们的裸体照片，当时发行的时候，发行商们都给这个封面套上了牛皮纸袋子，只掏了一个窟窿，把列侬和洋子的头漏出来。我把这张照片缩到最小，藏在床上和平运动和列侬其他的照片里，少了哪一张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列侬会一步步走向他最终的道路。在这些课件里，我也埋了很多的暗线，那些超链接按钮被我藏在每一张PPT里，只有专门去点才能导到那个页面去。
但渐渐地，很多超链接因为太久没有造访，我自己都会忘了设在了哪里。包括一首从最开始就在我课上播放列的歌，我播了二十多年，去年是最后一次，今年就没有办法继续放了。
变化还发生在各个方面，比如新高考改革后实施的选课走班，一个行政班的学生们除了三大科和班会之外，都要去不同的教室上课，后来选修课越开越多，教室一度都有点排不开。这件事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一个班是很需要有集体凝聚力的，没有了相对固定的场所和学习伙伴，过去文科班时代的班级氛围彻底消失了。
2019年是我最后一届当班主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时代可能过去了。
这个意义上，摇滚课成了我的还有那些选课的学生的“私人”空间。现在的孩子，能来选我的课，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放弃太多其他的东西。很多孩子会去选修竞赛课，这二十几个学生相当于牺牲了他们的“学习”时间，来听我讲摇滚。
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压力是逐年增长的。那这门课是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要不然，说严重一点，误人子弟。现在抓高考、抓分数，都是很实际的，但我也坚信考试不是人的全部，特别是孩子，他们未来的发展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对于摇滚课来讲，我更多也是想体现对这种未来发展的尊重，哪怕孩子们后来不做这个，但他们得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
老温现在的办公室内，原本海报的位置变成了书架
之前我讲，最开始上摇滚课，也就是要起到一个打开视野的作用，那时候懂乐理、摸过乐器的学生都很少。但这些年不同了，时代在进步，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学，十个里面能有九个都钢琴十级，多多少少都懂一些。
那在上了25年之后，这个摇滚课又能给现在的孩子带来什么？
说实话，我也不确定，也许没有。现在各种音乐就在手机里，随时能听，很多学生听的种类也杂，摇滚乐反而变成了一个守旧的东西。他们确实还是小孩子，很多我在课件里面留的暗线，关于摇滚乐所倡导的平等、和平、反战，他们对这些宏大的东西没概念，听就听过去了。
可能除了能放松、能睡一觉之外，摇滚课真没什么实际影响，我曾经给学生们布置过乐评作业，但有些孩子用凑字数那套打发人，写到后面就是“老师你好帅你好帅你好帅”，有的交上来一看就是百度复制粘贴，格式还乱着的那种。我这个人虽然没那么细心，但看到这种毫不掩饰的敷衍，也还是挺伤心的。
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哪怕当下的影响是有限的，只要还是积极的，那就还是要做它。
最近为了准备重金属摇滚的课件，我又把有代表性的乐队的作品一个个翻出来播，几百张专辑全是这个风格，最后都听吐了。其实重金属有比较健康无害的歌儿，也有比较吓人的部分，但这么多年上下来，我也发现，有些你以为要避开的部分，比如歌词里带的脏话、性暗示，其实孩子们没准从哪儿就听过、接触过，你佯装“一笔带过”的时候，他们给的反应不是懵的，都知道。
我早年也曾在课上放电影，比如《阿甘正传》《黑客帝国》，都是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里面的情节或配乐都有对流行摇滚作品的经典运用或致敬。但《阿甘正传》里有女主角珍妮全裸弹吉他的场面，尽管她唱着那个时代的文化代言人鲍勃·迪伦最著名的歌儿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在风中飘》）；《黑客帝国》的电影配乐是好莱坞经典管弦乐和金属摇滚及电子音乐融合的典范，但里面又有亲吻等感情戏，我在课上会注意着进度，快到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跳一下”。学生们也心照不宣，有时候我没把握好，跳多了，再倒回来又正好卡在某个画面，他们还会起哄一下。他们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些都不是我们假装看不见就真看不见的，他们必然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接触这些东西，本来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儿，但非要“此地无银三百两”，遮遮掩掩打个马赛克，这反而会勾起人的好奇心。所以比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偷偷摸摸查，还不如我上来就毫无保留全告诉你。我也不藏着掖着，重金属也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和其他的摇滚类型如出一辙，都是表达方式的一种，没什么特殊和新奇。
换个角度想，他们在某些时候也需要这种东西。有一年我当班主任带毕业班，班里有一个孩子压力特别大，趁着一天其他老师下班走了，我就带他回了办公室，把电脑音响开到最大，给他播了首狂暴的重金属，又指给他角落一大堆空瓶子、纸，我说等下我出去，你就可着这首歌五分钟造，随便干什么都行。等他里面一顿乒乒乓乓，歌也放完了，我又进去，我问他你好点没？他说好多了。我说行，把这一地矿泉水瓶打扫干净。这是对这个年纪的孩子管用的。
后来，他高考考了班级前三，考到了政法大学，到大三，给我寄来一封信，还是手写的，他说，上了大学，了解更多的事之后，再听我当年给他们放过的乐队的歌曲，他才慢慢能理解里面更多的东西。
你问我人到中年，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还能保持一种摇滚精神吗？我觉得可以。摇滚不是一种形式，穿个皮衣就能领会的。这个时代的孩子还需要摇滚乐吗？我想这个回答也许和我当年在摇滚课上种下的种子一样，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
就像人的命运写在歌里，尽头是确定的生老病死，但中间我们选择怎么活，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哪怕最后出来的只是一段和着歌声进入梦乡的回忆，那也行，灿烂涅槃也好，隐入尘烟也罢，起码在那个下午我拥有着音乐带来的美好。
老温说，这张照片足以放在他的追思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