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第五年，走不出计划生育的人
2026-06-01 21:56来源：未知
独立媒体“水瓶纪元”日前发表文章《三孩政策第五年，走不出计划生育的人》，通过多位亲历者的遭遇，揭示了在当前“三孩政策”全面推行的背景下，昔日计划生育严打时期的受害者们至今未能愈合的创伤。
江西教师熊秀娟在怀孕八个多月时被十几名计生人员强制引产，孩子出生后仅存活十几分钟便夭折。此后她长久沉浸于悲伤与自责，甚至觉得后来出生的孩子只是那个男孩的“替代品”。她最终因生育二胎被教育局除名并处以罚款，失去教师身份后，只能在丈夫的化肥站帮工，一做就是二十年。
护士廖伍妹在六个月身孕时被迫引产一对双胞胎，复职后又遭违规辞退；农妇何月连则因强制结扎手术引发严重感染，留下难以愈合的后遗症，几乎彻底丧失劳动能力。这些因执行国策而落下的终身病痛与残疾，至今未被纳入国家赔偿体系，成为她们难以挣脱的梦魇。
除了身体上的摧残，严苛的计生惩罚还导致大量家庭经济破产、阶层跌落。湖南肖富斌夫妇、安徽龚原与黄阁平、贵州张承玉等基层教师和公职人员，因“超生”先后遭遇罚款、处分、开除乃至反复追罚。肖富斌交完罚款后家财散尽，一家四口曾靠仅剩的三毛四分钱艰难度日。
如今，随着“三孩政策”全面落地、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催生"举措，政策的急剧反转给这群逐渐老去的人带来了强烈的荒诞感。曾经令他们家破人亡的生育行为，转眼间变成国家大力鼓励的号召，而他们当年所受的伤害、所失去的权利，却并未随政策转向被重新审视或补偿。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
熊秀娟听到他呻吟了几声，最后没能抱进怀里。孩子没有了，村小的教职却不能丢。于是，她用黑色塑料袋裹住孩子，拎上出租车，回到计划生育服务站。
一天前，怀孕八个多月的她刚在那里被打下引产针。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她属于“计划外怀孕”，生育就意味着失去工作。她抱着失业的决心期待孩子的出生，却被十几名计生人员带到计划生育服务站强制引产。
熊秀娟逃到私立医院，想把孩子从死神手里抢回来，却已无力回天。她长久地沉浸在悲伤和自责中，甚至觉得后来出生的孩子也只是个“替代品”。
她还记得那个下午。因为想为失去的孩子讨还公道，她心里始终愤懑难平。就在那时，她在网上看到另一位因计生问题被开除公职的受害者留下的手机号码。
熊秀娟渐渐发现，自己并不是孤例。多个省份的计生受害者，仅上访维权微信群里的成员，加起来就有数千人。
廖伍妹没有见到孩子最后一面。
2005年，她已经上了节育环，却还是意外怀孕。那时，她在江西一家医院当护士。做B超时，她看见肚子里是一对龙凤胎——这在传统观念里是一件喜事，一男一女，凑成一个“好”字。B超室主任对她说，这事帮她保密，一定要生下来。
廖伍妹身形瘦削，但六个月身孕她的腹部也已显怀。消息最终还是传了出去。负责管理护士的副院长开始频繁给她打电话，让她回医院查环查孕。
查环查孕是对已婚育龄妇女进行查验，检查宫内节育环的位置及状态，同时排查是否意外怀孕的妇科检查，曾在全国多地强制执行，与职工的工作、福利等绑定。
廖伍妹知道，一旦去了，就瞒不住了。她借口备考主管护师，请假躲在家里。
起初，对方还只是旁敲侧击。后来，语气越来越直接。“你是不是想为了生孩子，（想要）把我的乌纱帽搞掉？”廖伍妹了然，对方担心的是计划生育考核。
当时，多地政府将计划生育纳入干部考核体系。如果辖区内出现“超生”，相关负责人可能被取消评优、晋升资格，严重时甚至影响职位，这种制度后来被称为“一票否决制”。在这样的压力下，强制引产、强制结扎等手段长期存在于基层计划生育执行中。
龚原是安徽金寨的一名教师。金寨位于大别山腹地。他回忆，当年有个生育政策是，山区人口若第一胎是女孩，间隔六年后可以申请生二胎。2002年，他生育第二个孩子后，被认定违法生育，需缴纳五万多元社会抚养费，相当于他五年工资。后来，他通过行政复议撤销了处罚，但第二年，教育局仍以“违法生育”为由将他开除。公立学校不敢招他，龚原先后在上海、重庆、广东多地的民办学校里教书讨生活。后来，他在线上结识了其他的受害者，开始积极参与维权群里的联络工作。
黄阁平同样来自金寨，也是维权群里的主力之一。1995年，他因生二胎被开除公职，并被罚款两万元。当时，他每月工资只有六十八元。因为拿不出罚款，家里的床、柜子、桌子都被搬走抵债。“没有任何收据。”他说。
那是一个生育需要层层审批的年代，一张准生证，意味着一个孩子被制度认可拥有出生的资格。但即便如此，它也未必能够真正保护一个家庭免于惩罚。
张承玉原本是贵州凯里一所小学的教师，前夫是林业派出所指导员。她是初婚，前夫是再婚，第一段婚姻的孩子判给了他的前妻。
1994年，她和前夫提交再生育请愿书。经一年调查，计生部门于1995年发放准生证，并换发1996年生育指标。1996年，他们生育第二个孩子。张承玉认为，生育程序合法合规，但2000年，市监察局仍以“超生第三孩”为由，将夫妻二人开除公职，依据是一份1989年的凯里市内部文件。她指出，按《贵州省计划生育条例》，其情况应被视为计划内二孩，而准生证至今未被撤销。
江西教师熊秀娟在怀孕八个多月时被十几名计生人员强制引产，孩子出生后仅存活十几分钟便夭折。此后她长久沉浸于悲伤与自责，甚至觉得后来出生的孩子只是那个男孩的“替代品”。她最终因生育二胎被教育局除名并处以罚款，失去教师身份后，只能在丈夫的化肥站帮工，一做就是二十年。
护士廖伍妹在六个月身孕时被迫引产一对双胞胎，复职后又遭违规辞退；农妇何月连则因强制结扎手术引发严重感染，留下难以愈合的后遗症，几乎彻底丧失劳动能力。这些因执行国策而落下的终身病痛与残疾，至今未被纳入国家赔偿体系，成为她们难以挣脱的梦魇。
除了身体上的摧残，严苛的计生惩罚还导致大量家庭经济破产、阶层跌落。湖南肖富斌夫妇、安徽龚原与黄阁平、贵州张承玉等基层教师和公职人员，因“超生”先后遭遇罚款、处分、开除乃至反复追罚。肖富斌交完罚款后家财散尽，一家四口曾靠仅剩的三毛四分钱艰难度日。
如今，随着“三孩政策”全面落地、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催生"举措，政策的急剧反转给这群逐渐老去的人带来了强烈的荒诞感。曾经令他们家破人亡的生育行为，转眼间变成国家大力鼓励的号召，而他们当年所受的伤害、所失去的权利，却并未随政策转向被重新审视或补偿。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
熊秀娟听到他呻吟了几声，最后没能抱进怀里。孩子没有了，村小的教职却不能丢。于是，她用黑色塑料袋裹住孩子，拎上出租车，回到计划生育服务站。
一天前，怀孕八个多月的她刚在那里被打下引产针。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她属于“计划外怀孕”，生育就意味着失去工作。她抱着失业的决心期待孩子的出生，却被十几名计生人员带到计划生育服务站强制引产。
熊秀娟逃到私立医院，想把孩子从死神手里抢回来，却已无力回天。她长久地沉浸在悲伤和自责中，甚至觉得后来出生的孩子也只是个“替代品”。
她还记得那个下午。因为想为失去的孩子讨还公道，她心里始终愤懑难平。就在那时，她在网上看到另一位因计生问题被开除公职的受害者留下的手机号码。
熊秀娟渐渐发现，自己并不是孤例。多个省份的计生受害者，仅上访维权微信群里的成员，加起来就有数千人。
廖伍妹没有见到孩子最后一面。
2005年，她已经上了节育环，却还是意外怀孕。那时，她在江西一家医院当护士。做B超时，她看见肚子里是一对龙凤胎——这在传统观念里是一件喜事，一男一女，凑成一个“好”字。B超室主任对她说，这事帮她保密，一定要生下来。
廖伍妹身形瘦削，但六个月身孕她的腹部也已显怀。消息最终还是传了出去。负责管理护士的副院长开始频繁给她打电话，让她回医院查环查孕。
查环查孕是对已婚育龄妇女进行查验，检查宫内节育环的位置及状态，同时排查是否意外怀孕的妇科检查，曾在全国多地强制执行，与职工的工作、福利等绑定。
廖伍妹知道，一旦去了，就瞒不住了。她借口备考主管护师，请假躲在家里。
起初，对方还只是旁敲侧击。后来，语气越来越直接。“你是不是想为了生孩子，（想要）把我的乌纱帽搞掉？”廖伍妹了然，对方担心的是计划生育考核。
当时，多地政府将计划生育纳入干部考核体系。如果辖区内出现“超生”，相关负责人可能被取消评优、晋升资格，严重时甚至影响职位，这种制度后来被称为“一票否决制”。在这样的压力下，强制引产、强制结扎等手段长期存在于基层计划生育执行中。
龚原是安徽金寨的一名教师。金寨位于大别山腹地。他回忆，当年有个生育政策是，山区人口若第一胎是女孩，间隔六年后可以申请生二胎。2002年，他生育第二个孩子后，被认定违法生育，需缴纳五万多元社会抚养费，相当于他五年工资。后来，他通过行政复议撤销了处罚，但第二年，教育局仍以“违法生育”为由将他开除。公立学校不敢招他，龚原先后在上海、重庆、广东多地的民办学校里教书讨生活。后来，他在线上结识了其他的受害者，开始积极参与维权群里的联络工作。
黄阁平同样来自金寨，也是维权群里的主力之一。1995年，他因生二胎被开除公职，并被罚款两万元。当时，他每月工资只有六十八元。因为拿不出罚款，家里的床、柜子、桌子都被搬走抵债。“没有任何收据。”他说。
那是一个生育需要层层审批的年代，一张准生证，意味着一个孩子被制度认可拥有出生的资格。但即便如此，它也未必能够真正保护一个家庭免于惩罚。
张承玉原本是贵州凯里一所小学的教师，前夫是林业派出所指导员。她是初婚，前夫是再婚，第一段婚姻的孩子判给了他的前妻。
1994年，她和前夫提交再生育请愿书。经一年调查，计生部门于1995年发放准生证，并换发1996年生育指标。1996年，他们生育第二个孩子。张承玉认为，生育程序合法合规，但2000年，市监察局仍以“超生第三孩”为由，将夫妻二人开除公职，依据是一份1989年的凯里市内部文件。她指出，按《贵州省计划生育条例》，其情况应被视为计划内二孩，而准生证至今未被撤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