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想占尽所有好处，中国这次进退两难
中国是全球最大碳排放国，也是大型开发中经济体最有钱的。它既与穷国同声要求工业发达富国“污染者付费”，又被欧美等国要求一起“有钱出钱”。它有野心领导全球气候议题，却在COP29显得进退两难。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缔约方第29次会议（COP29）的阿塞拜疆首都巴库（Baku）会场，欧洲媒体Politico观察到大红色装饰的中国馆里，总有人潮排队领取可现场代写自己汉字姓名的扇子纪念品，以及招待喝到饱的茗茶。
不过COP29于11日至22日会议期间，中国的“人气”可不只如此。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UNFCCC）执行秘书斯帝尔（Simon Stiell）呼吁中国加紧步伐、协助领导对抗气候变迁，“从提出一个新的气候目标做起”。中国自愿承诺的减碳目标相对保守，COP29期间不断被鼓励加速加码，但中国官方对提高减排承诺说法仍很模糊。
另一方面，尼日利亚环境部长拉沃尔（Balarabe Abbas Lawal）在巴库告诉英国卫报（Guardian），“中国和印度不应该与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归于同一类⋯⋯他们也应该（像已开发国家对气候融资）做出贡献”。
商定新一轮的气候融资（climate finance）目标是COP29关键议题，过去气候大会谈好的权利义务是已开发国家出钱、发展中国家收钱。卫报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代表认为，如今中国也该出钱帮助贫穷的气候受害国家，印度则不该跟弱势国家分享富国在COP承诺的资金。
中国政府在巴库会场忙的是守住立场，一方面要别人做更多，例如与最“麻吉”的全球南方“77国集团”（G77）共同坚持已开发国家新一轮气候融资承诺应每年至少1兆美元（约新台币32.5兆元），也就是比上一轮承诺目标多10倍。
中国另一方面则宣传自身努力。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首度提出，中国自2016年以来已提供发展中国家共人民币1770亿元（约新台币7976亿元）的气候资助。中国官员也在会场提及中国输出太阳能等再生能源设备对全球绿能转型的贡献。
虽然丁薛祥未说明中国式资助的内涵，不过跨英美智库“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发表研究，指中国自2013年透过“一带一路”的双边或多边财务机制，每年约提供38亿美元（约新台币1237亿元）的气候融资，但绝大多数都是贷款。
该研究指出，中国的气候融资只有3%是补助，远低于已开发国家在COP机制下的气候融资有39%是补助。换言之，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助有97%是要“欠债还钱”的。
对于已开发国家希望中国一起帮忙出钱，据中国官媒“中国日报”英文网引述气候特使刘振民，他说中国“没有义务贡献在预期于COP29宣布的2025年后气候融资目标”。
换言之，中国不想被纳入COP架构下的气候融资“金主圈”。欧美等国早已主张中国放弃开发中经济体的定位，但中国虽克制自己借此定位在国际组织体系里跟穷国抢补助，却也绝对抗拒“升格”，避免担起已开发国家的责任。
可是中国又想成为国际领导者。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主任李硕在气候议题网站CarbonBrief论坛表示，中国在塑造自身为气候领袖上已经投入很多，它在本届气候大会的表现，将会传达出未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重要讯号。
“每个人现在都看向中国”。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引述曾任美国国务院气候变迁特使的潘兴（Jonathan Pershing），因各界预期川普（Donald Trump）新政府可能再次退出全球气候议程，“当美国退出，中国将会递进，但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填补美国空缺）”。
中国式的国际气候议题领导，简单说就是“人到，钱不到”，在气候大会热闹现身，但只在自己充分掌控的双边或多边方式下给钱。
伦敦智库“对话地球”（Dialogue Earth）分析，COP29所谈判的“新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NCQG），不只是提出资金数额目标，还包括如何报告、落实和规管的机制，但目前中国缺乏气候融资的追踪和揭露系统。
除了资讯收集和透明化制度尚难与国际接轨，中国其实还有个难题，也就是钱不够用。
据去年12月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提交的通报，若要达成本身的减碳承诺目标，估计2021年至2030年要花费人民币19.8兆元（约新台币89兆元），若再拉长到中国设定的2060年净零排放目标，转型调适花费将达人民币260兆元。
欧洲联盟（EU）早就是全球气候议题的领导者，未来也受到更多期待，但欧盟国家同样面临财务窘境，国防、产业自主等新政策重点都要花大钱，遑论本身的气候转型所需经费。
欧媒透露欧盟在COP29提出的气候融资目标是每年2000亿至3000亿美元，即上一轮承诺的2至3倍。虽然穷国和中国对此数额都不满意，但目前各国最可能达成的目标落在此区间。
无论如何，中国若想成为全球气候议题的领导者，只用自己的方式玩是办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