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面临2兆美元债务利息压力　影响与解方一次看懂

全球政府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债务危机。随著借贷成本升至近20年高点，各国政府背负创纪录债务，光是2025年，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债务利息支出就超过2兆美元，美英法等国甚至已花费更多资金支付公债利息，而非国防。市场忧心，若经济成长无法有效提振，持续攀升的利息负担可能迫使各国政府在加税与削减支出之间做出艰难抉择，甚至陷入「债务死亡循环」。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导，今年8月美国政府欠债总额达到创纪录的40兆美元（约新台币1260兆元）；2025年，OECD成员国债务偿付成本超过2兆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毛额（GDP）的3%，今年，OECD成员国预计借款18兆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未来几年，这个数字还将持续攀升，原因在于COVID-19（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危机后，债券遭到抛售、殖利率上升，进一步推高全球各国政府的债务成本。

富达国际（Fidelity International）基金经理人芮德尔（Mike Riddell）表示：「这些规模庞大的主权债务，都必须以愈来愈高的利率进行再融资。全球投资人已经开始感到害怕。」

今年夏季全球债券市场遭遇的抛售潮，更加剧了疫情后殖利率飙升的趋势。在此之前，通货膨胀冲击、政府借款增加，以及各国央行结束「量化宽松」（QE）债券购买计划，都推升了殖利率。

七大工业国集团（G7）成员国10年期基准公债殖利率平均值已达4%，这是2008年以来首度突破此水准。市场担心伊朗战争可能带来通膨冲击，另一方面也忧心政府与民间部门，尤其是科技企业正寻求筹募巨额资金。

不过，一些经济学家反驳指出，尤其是美国公债殖利率上升，可能反映经济成长预期改善。这意味著未来为了支撑经济，利率不必降到过去那么低的水准。

如果经济成长出现重大转变，对许多国家而言可能成为一张「免死金牌」，亦即更强劲的经济成长将增加税收，使既有债务较容易管理，也能降低利息支出与其他政府支出项目之间的取舍压力。

然而，目前的情况完全不同。

对英国、法国这类高负债、低成长的大型经济体而言，债务偿付成本已迫使政府重新思考公共财政的管理方式。

2022年，英国公债殖利率大幅攀升，加上前首相特拉斯（Liz Truss）提出未筹措财源的「迷你预算案」减税计划，最终导致她下台。

如今殖利率甚至更高，英国目前每年利息支出达1100亿英镑（新台币4兆6915亿元）；法国也面临类似压力，自2024年国会选举以来，法国已更换3位总理，部分原因就是债务成本带来的财政压力。

这两个国家以及全球许多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都面临一项根本抉择，就是究竟应该提高税收，还是缩减政府规模，才能摆脱眼前困境，而庞大的债务偿付成本，也让各国难以增加国防、能源安全等战略优先领域的支出。

英国新任财政大臣希利（John Healey）指出：「如果债务利息支出是一个政府部门，它将是政府第二大部门，仅次于卫生部门，比国防、内政及司法部门加起来还大。政府每花10英镑，就有1英镑用于支付债务利息。」

● 为什么殖利率正在上升？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前，主要经济体的利率相对较高，但整体债务水准通常低得多。金融危机后，债务快速增加，但各国央行采取紧急措施，加上经济成长疲弱，使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准。

如今决策者面对的却是最棘手的组合：创纪录的债务，加上高昂借贷成本。

虽然各国政府目前仍能找到投资人购买公债，但投资人要求的资金报酬率已经提高。英、美等国近几个月发行的新债券，较长天期债券殖利率已锁定在近20年以来最高水准。

一些国家的退休金制度改革也加速了这项转变，使传统的长期债券买家退出市场，取而代之的是行动快速的避险基金，这些基金往往会迅速要求更高的殖利率。

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JPMorgan AssetManagement）全球固定收益经理人克劳福（KimCrawford）指出：「免费资金的时代确实已经结束。如今债券市场正在要求财政纪律。」

美国国会预算处（CBO）估计，未来10年美国债务成本将倍增，按照目前趋势，到2047年后，美国债务利息支出甚至可能超过社会安全支出。

对其他国家而言，情况可能更加严峻。相较美国，这些国家通常更难以优惠条件说服投资人购买本国公债。

去年全球公共债务已达全球GDP的94%，比COVID-19疫情爆发前一年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国际货币基金（IMF）目前预估，本世纪20年代结束前，全球公共债务将达到全球GDP的100%。

伊朗战争引发的通膨压力，最初主要反映在能源价格上升，迫使各国央行转向升息。欧洲央行（ECB）6月自2023年以来首度升息，预计本周将再次升息；联准会（Fed）主席华许（Kevin Warsh）也开始为最快本月升息铺路。

部分投资人认为，通膨的不确定性正推高长期利率，因为市场要求政府提供更高报酬，才愿意长期借钱给政府；另一些人则认为，殖利率上升更多反映市场对债务供给增加的担忧。这不仅包括政府债务，也愈来愈包括企业部门的借款。

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资料，全球政府与企业债务合计已接近300兆美元。

安盛集团（Axa）首席经济学家莫埃克（GillesMoëc）说，「私部门与公部门正在争夺同一池储蓄资金」，表示目前政府预算赤字庞大、资本支出又急速增加，与2000年代初期科技热潮的情况不同。当时政府财政赤字相对受到控制。

市场开始担心，投资人是否愿意继续为如此惊人的债务规模提供融资，同时投资人也担心已开发国家政府缺乏抑制借款的意愿。

安联集团（Allianz）估计，自2022年以来，欧洲的政治脆弱性已使英国、义大利、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增加约1000亿欧元的利息支出。今年殖利率升幅，可能部分反映投资人要求额外补偿，以因应未来可能出现的政治动荡。

今年另一项令债券市场不安的因素来自日本。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压低全球借贷成本的重要支柱，因为日本过去实施负利率政策，同时大量投资海外资产。

如今，日本央行正在升息，首相高市早苗公开支持刺激性政府支出。

随著日本借贷成本升至1990年代以来未见的水准，投资人担心，日本国内较高的殖利率可能吸引资金从其他市场回流日本，进而推高全球其他地区的借贷成本。

● 陷入「死亡循环」？

投资人最担心的一件事，是部分国家可能正走向一个恶性循环，亦即不断上升的债务成本，以及进一步恶化的财政前景。

在这种「死亡循环」下，政府必须支付的庞大利息支出会削弱财政状况并推高债务，促使投资人要求更高殖利率，而更高的殖利率又进一步推高债务偿付成本。

除非利率下降或经济成长大幅加速，否则政府能采取的选项只剩下增加税收或削减支出。

但市场愈来愈担心，许多国家的政治现实让削减支出难以实现。无论是英国要缩减社会福利支出，还是美国要削减整体政府支出，都会面临巨大政治阻力。

事实上，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将美国国防预算提高至1.5兆美元，创下二战以来最大增幅。

在美国，11月期中选举后华盛顿可能出现分裂政府，民主党有信心至少重新夺回众议院，这可能让削减财政赤字变得困难重重。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8月接受CNBC访问时表示，政府「非常、非常有可能」已经度过财政赤字的高峰，并指出政府正努力节省开支。

施罗德投资集团（Schroders）经济学主管芮斯（David Rees）表示，美国债务问题引发的焦虑正蔓延至全球市场，并波及其他被视为特别脆弱的主权借款国，包括英国、义大利和法国等。一些投资人甚至将这三国称为「Bifs」，指的是它们高额的债务负担以及对能源冲击的脆弱性。

但各国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让整体财政赤字维持下降趋势，即使美国也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

面对长期利率上升，英国、欧盟及其他地区的债务管理机构已开始发行更多短期债券。这类债券通常殖利率较低，因此对纳税人而言成本也比较低；美国也采取了这条路线，同时宣布计划扩大长期债务的回购规模。

但Scope Ratings主权信用评等执行董事席弗特（EikoSievert）指出，缩短政府债务平均期限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表示「任何冲击发生后，都会更快速地转化为政府利息支出」。

川普已要求联准会降息以协助处理公债问题。一些人认为，全球经济已进入「财政主导」（fiscaldominance）的新时代，货币当局承受压力，必须维持较低利率，以抵消宽松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影响。

英国央行仍透过「量化紧缩」（QT）缩减资产负债表，持续出售债券，这对借贷成本形成上行压力。不过，市场预期英国央行本月将减缓缩表速度，也有人认为应该完全停止出售长天期债券。

日本央行则持续购买资产，但已逐步降低购债规模，并计划明年停止缩减购债规模，让购债规模维持在稳定水准。

● 各国要如何逃离债务牢笼？

其中一种方法是所谓的「金融压抑」（financialrepression），也就是透过政策迫使国内金融机构购买更多本国债务，以支撑债券需求并压低殖利率。

更理想的结果，则是由人工智慧（AI）革命带动有意义的生产力成长，进而让政府的债务负担更容易管理。

一些人对经济成长是否能大规模拯救富裕国家、解决它们的财政困境抱持怀疑态度。

加拿大皇家银行蓝湾资产管理公司（RBCBlueBay）形容英国和法国等国为「问题国家」，表示「它们的成长问题更具结构性。不认为这能立即成为解决方案。确实必须削减支出」。

历史经验显示，各国政府最终还是会采取行动。

国际货币基金（IMF）经济学家2013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检视55个国家长达两个世纪的经验后指出：「主权借贷成本上升，会促使决策者收紧财政政策。」

英国过去从更沉重的债务负担中走出来。二战造成的巨大破坏后，英国债务总额曾创下约GDP 250%的历史高点，但支出紧缩以及由移民带动的经济成长，最终让债务比率大幅下降。

另一条可能的道路是加拿大在1990年代采取的做法。当时加拿大政府面对巨额财政赤字，选择进行痛苦的支出削减。

时任财政部长马丁（Paul Martin）后来接受「金融时报」访问表示：「如果你做好充分准备，人们会理解。除非人们相信你要求他们承受的牺牲将会成功，否则他们不会一直支持你。」

在英国，一些投资人认为，如果政府能避免采取助长通膨的措施，加税可能是填补财政收入缺口的较佳方式。

但对许多国家而言，在民众与企业又一次面临生活成本冲击之际，进一步削减支出或增加税负，在政治上都将付出极高的代价。

资产管理公司Muzinich全球投资主管格雷尔-卡斯楚（Tatjana Greil-Castro）说：「问题在于，市场看不到政治人物有意愿让这件事奏效，也看不到他们有意愿控制（债务），但如果你不加以控制，情况只会愈来愈糟。最后，它将以一场危机收场。」